文/陆斌（作者单位：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研究生院）
众所周知，很多诗歌会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语言来传播；世界各国的诗歌除了原生语言外，翻译版本也流行到不同的国家。我们常见这样的讨论：这首诗歌翻译出来就没有了原来的美；这首诗谁谁谁译得不好；这首诗译文甚至比原诗更有意境……等等。同一首诗的不同译本各具特色，难以一较高下；但在语言和知识水平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客观上都有助于译作的传播和翻译质量的提升。
不同种语言的诗歌一经翻译，就必然会损失其某种特定的风味。就好比美国人做西餐，中国人做中餐一样；这转译过来的作品，必然会对原文产生损耗。天然的比起经手工制造的，会有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差别的存在是必然的，但却不必然会产生差距。
但是诗歌的翻译却是必要的。这为不同种的文化交流打开通道，使其不再局限于所在地，而是令非原诗所在地的人也能站在他人的角度品味、感知异乡文化。这无疑扩展了诗歌的生命力，也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力。好的诗歌翻译可以作用于我们更广阔的跨文化交际中。
翻译诗歌某种程度上也是再创作的过程，文学家们也尝试借此来表达个人真情实感。中国近代诗人闻一多先生广泛流传的诗《忘掉她》其实来自美国女诗人莎拉·蒂斯代尔创作的抒情诗《忘掉它》(Let It Be Forgotten)，他将其改写，并在其基础上再创作得来。
在诗歌传播的过程中，译者会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在诗歌翻译所要遵循的规则上进行各有特征的翻译。诗歌翻译难在哪里？语言的精炼，意境的深远，长短韵律的讲究，特别突出节奏感和音乐美，这些都决定了诗歌的翻译天然就是难事。
千百年来，翻译的核心始终围绕着理解和表达而展开；打破两种语言之间的隔阂，翻译的存在尤为重要，而人们过于看中翻译中的绝对“对等”，也就是的译文与原文的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争论。
美国田园风光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对诗歌翻译有过断言；“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其观点站在原文的基础上，认为诗歌只要经过不同语言的转换，就必然会有所损失；另外，可见诗歌翻译的艰难以及译者的尴尬状态。
好的诗歌一经各个译者的翻译，就融合了译者自身的审美趣味、个人风格与当时的文学环境，使译作有了别样的风味。例如在英译汉中，英国诗人瓦特·兰德的一首《生与死》末两句就有多个优秀译作：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杨绛先生译为“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孙梁先生译为“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爝火熄兮羽化而归天。”刘元先生的译文则是“吾已暖双手，向此生之火；此焰日衰微，吾今归亦安。”这已然近乎看不出源自同一首诗的原作。
诗歌翻译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它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面，而且需要过人的小窍门。正如中国诗人、教育家周仪荣先生曾经所言：“诗歌翻译难，难就难在对原诗的理解和译诗的处理以及如何做到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这不仅需要有关的知识，而且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解决这一翻译难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翻译已经成为连接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桥粱，而诗歌翻译的难度也使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存在。这就是诗歌翻译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