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副标题延伸了“翻译”的内涵
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言：“若有半点误解，误解便产生幻想，幻想产生美。”
《语际书写》是一本学术思想著作，为了便于跟读者说明此书，通俗地讲，我认为此书论述的就是语言之间互相翻译的误解与再创造。
作者刘禾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东亚系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曾获美国古根海姆大奖，古根海姆奖由美国国会议员西蒙·古根海姆及妻子于1925年设立的古根海姆基金会颁发，每年为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艺术工作者等提供奖金以支持其继续发展探索。
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不同的是，《语际书写》采用的不是对重要思想家重新评述，或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诠释的方法，而是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
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本书试图对此作出研究和诠释。
翻译从来都因其局限性，而显得很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就耐人寻味：“如今他的作品已成为一项伟大的国际奖金的对象，不过当我们试图将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的毕生事业作一简要概述时，我们面临同样的困难。正是抒情诗歌深思熟虑的自我封闭（大凡抒情诗都注定有这样的命运），使作品的最深远博大的神韵和宝贵价值无不水乳交融地同它本身的母语的特征和韵律紧紧相连，甚至每个字眼的含义和分量都是如此。卡尔费尔德独树一帜的特色经过翻译便会变得朦胧晦暗，只有在瑞典语中才能让人充分领略体会到。然而，如果有人试图单独地比较它们的价值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即便同那些所谓的大国的文学作品相比，卡尔费尔德在一个所谓的小国语言中创造出来的珠宝也毫无逊色之处，反而同它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估计瑞典学院是怕卡尔费尔德的诗不被舆论看好，而特别强调“卡尔费尔德独树一帜的特色经过翻译便会变得朦胧晦暗，只有在瑞典语中才能让人充分领略体会到”。瑞典诗人卡尔费尔德是迄今为止唯一死后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因为此前，他一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常任秘书。
在本书看来，当民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词汇被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认知和界定基本上是与西方之原意偏离的，大都是望文生义的阐释。当然，概念亦有无法避免的本土化过程，如个人主义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它们之间不可通约之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的消解或对暧昧的创造，直到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
刘禾说：我觉得，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困境，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言说，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和我们捉迷藏。
对于语言的相互误解及其无法互达，该如何解决呢？刘禾希望“跨语言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申出一套语汇，协助我们思考词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适应、翻译、介绍，以及本土化的过程，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在译体语言的权力结构之内的传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
本书还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如《红楼梦》、刘三姐的传说，以及老舍、鲁迅、萧红的小说，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读线索。作者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新词语、新概念的兴起、代谢和在本国语言中发展的过程。
这的确不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其副题为“现代思想写作批判纲要”。作为思想史著作，它略显艰涩，不过，此书所呈现的思考以及视角，又让人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