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翻译大家草婴先生走了，有很多人去送他。翻译，也非常难得地被关注、被讨论、被打量。
一方面，家长们都鼓励孩子学好外语，因为这不仅实用，而且会从根本上拓宽一个人的眼界，会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持久的影响，就好像我们深知在这个时代，翻译并通过翻译向外学习对这个国家、对社会，仍旧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另一方面，大学外语系的老师很难或者很不好意思要求自己的学生留下来从事文学翻译，“对翻译事业缺乏鼓励和扶持的机制，缺乏必要的认可和起码的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期待有好的翻译成果，就太难了。”复旦大学法文系主任袁莉如是说。
翻译很重要“首先我想说的是，翻译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们中国人很久以来都没太把翻译当回事情。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所有的事都或多或少会跟翻译扯上关系，就算是一些不相关的学科，比如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也需要通过好的翻译。”袁莉恳切地说。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黄昱宁则讲，“有一种看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于外部世界对我们的了解，好像这是一种逆差，应该扭转，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很可笑。这不是一个互相竞争的关系，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她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如果想更好地走出去，是必须以更深入地请进来作为基础的，“其实目前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远远谈不上深入，即便是说到外国文学，要么就是那几本世界名著，要么就是年年像过节一样关心一下诺贝尔奖。”在这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时代，其实我们正前所未有地需要对外面的世界有更及时、更准确，也更深入的认知。
翻译不好做
翻译很重要，翻译也很难做。上海大学英语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朱振武指出：“许多人学了几个字母，有电脑有软件有本字典，就好像可以做翻译了。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对译者的要求非常高。”作为同行，袁莉补充道：“要起码具备用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外文和中文功底要都非常好，兼具文学修养、知识面、悟性和才情，甚至还要几分灵性，所以好的译者特别稀有。”他们没有好意思道破的是，有些同行拿到项目后分包给学生，导致一本书里人名都可能对不齐；一些所谓的“专业”翻译家要靠一天翻译3000字，一年完成十本书的产量来维持生计，和草婴先生一天只翻译1000字比起来，质量可想而知。
黄昱宁给记者举例说：“《性本恶》是美国大作家托马斯·品钦的作品，品钦的书一直都是天书级别的，一般人基本上都很难看懂，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但汉松为了把它带给中国读者，花费大量精力在这上面。”但这样的坚守，并不容易。
译者环境差
坚守难，一方面是因为稿费实在不高。目前出版社能够给出的翻译稿酬，一般千字不超过百元，“这个价码和我们家雇的打扫卫生的钟点工差不多，但有一个区别是，钟点工拿到的钱不缴税，但我们拿到的稿费还要交付20%的税。”作为一个战斗在第一线的翻译工作者，朱振武说出了大家的委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由于靠文学翻译很难养家糊口，我们不得不做些别的事情养活来自己。比如很多翻译工作者是在高校工作的，但翻译作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算作学术成果，也就不进入各种评价体系。”黄昱宁也说，以她的接触，“好像只有大连外国语大学明确鼓励教师翻译”。
除了最现实的生计问题，还有整个社会的认可，“翻译家的工作对社会的文化发展、繁荣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得到的回报，包括名望，都是远远不够的。”朱振武有几分抱怨地说，像草婴先生，花20年时间翻译托尔斯泰全集，这样一种付出，可能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如一个电影明星怀孕。在外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青年翻译家黄福海说，很多人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通过翻译得到一点社会的认可。
鼓励新译作“高校如果能算成果的话，也许能鼓励不少人。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意识到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不能光强调科技和经济。”对于困难，身在高校的朱振武更在乎得到社会的肯定。而图书编辑黄昱宁则呼吁要切实鼓励中青年译者，尤其是新译作。她介绍说，在行内有不成文的规定，翻译世界名著这样的公版书，出版社大多可以跟译者签订版税合同，但新译的书，哪怕是潜在的诺贝尔奖作品，一般才几千册印量，出版社还需要购买版权，一般只能跟译者签订委托翻译协议，按字数结款，“收入可想而知，但这才是文化事业最需要的砖瓦。所以我呼吁，如果支持翻译事业，都应该把目光投射到鼓励中青年翻译工作者翻译新作。”此外，黄昱宁还提到，要容许年轻人犯错，“外语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的读者，在各种检索工具发达的今天，要比几十年前更容易注意到讹误，互联网时代一个翻译笑话的传播效果，远比几十部默默无闻的高质量译作更显著。”她恳切地说：“你讲一句 “翻译质量每况愈下”或许轻巧，但鼓励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在没有东西可以参考的情况下翻译新作，对我们的文化丰富、建设、传播，都更重要。”
本报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