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俄语翻译家刘文飞会很忙。他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斯拉夫语研究中心要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国际会议，会议目的是想看看“俄国文学史的世界图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怎么写俄国文学史，知道苏联人怎么写，我们知道当代的俄国人怎么写，但是我们不知道西方很多语种中怎么写。”
今年夏天，刘文飞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调到了斯拉夫语研究中心。这个学术机构的建制和传统俄语系不同，更多的是国外俄罗斯研究的建制。在西方，俄罗斯文学研究是在斯拉夫学的背景下，斯拉夫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像日耳曼学，东亚学一样的大学科分类，下面又分出捷克的文学、波兰的文学等类别，就像东亚学分类下有中国学、日本学。
刘文飞说，西方斯拉夫学最繁华的时候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例，美国斯拉夫语研究最强大的时候每年有一两万名俄语毕业生，当时任何大学的斯拉夫语系基本上是俄语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人调整得很快，十年前刘文飞在耶鲁大学访学时发现已经没有一个本科生把俄语作为毕业的专业。知道他在这边的斯拉夫语中心，他的朋友、耶鲁斯拉夫中心的主任开玩笑说：“你们的斯拉夫语兴了，我们的斯拉夫语研究正在逐渐死亡。”
刘文飞想做的事情很多，除了俄语人文思想领域图书的译介出版，这个中心还会创办一份名为《北京斯拉夫评论》的杂志，面向全球学者，还将引进访问学者制度，邀请一流斯拉夫学者访学。这是与草婴、傅雷那一代翻译家不同的图景，自然抱持不一样的使命。在首师大一间办公室，关于俄罗斯文学、关于文学翻译的话题也在这些创想中慢慢延展开来。
传统
所谓草婴“六步翻译法”更多是翻译态度
新京报：高莽先生有篇文章谈草婴先生的翻译，提到过他的六步翻译法，基本上是一遍遍地在原文和中文之间打磨的过程，所以读者印象很深的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几乎没有“翻译感”，非常顺畅就能进入文本，这是不是那一代俄语翻译家的传统？
刘文飞：其实这个感觉有可能完全相反。我们一般会说更像母语还是更像翻译腔，用翻译的理论就是“归化”和“异化”。“归化”就是更多地翻译成中国文学的语言，比如诗歌的话对方有韵律我们可能翻译成律诗；“异化”的话就是翻译成所谓的“异国情调”。我们知道“五四”前后文化上有很大的鸿沟，这种鸿沟也体现在语言上。再清楚不过的是，五四以来的作家用的不是五四以前的作家的语言，完全是再创的，那这是什么语言？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汉语和几种主要外国语言的文学家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归化过来的中文是像哪种语言呢？是像施耐庵的语言呢，还是像胡适的语言呢？
高莽说到的草婴的翻译——多少遍打磨达到中国人理解的程度，这当然是用心的了，但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翻译态度，不是一种翻译风格。我是不大用翻译家风格这个词，因为翻译家不应该有一种风格，翻译家的风格应该是原作者的风格。翻译家只固定用一种风格，除非你永远能找到吻合你气质的原作家，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草婴同时也翻译托尔斯泰，也翻译莱蒙托夫，这两者的语言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一辈的翻译家让我们尊敬的就是他们特别认真。这个可能也是和当时他们从事翻译时候的语境有关，像鲁迅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是把俄国文学当成经书的，俄苏文学的翻译相当于玄奘翻译佛经——“这是我们以后要学习的东西”，那当然他们很虔敬。到了下一代，草婴他们那一代，上世纪50年代是中苏特别友好的那一段，他们也是毕恭毕敬的心态在翻译。俄语翻译我们之前老一辈的译者都比较接近原文，如果硬要说归化异化的话，他们是属于异化的，但是当时不显得突兀，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接受了当时苏联整个一套话语，不光是文学话语，也包括社会话语、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
新京报：如果非要盘点的话，俄语翻译到现在是几代人了？
刘文飞：笼统点说，二三十年代，鲁迅、曹靖华是第一代，草婴算第二代，然后是留苏回来的那一批，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的可能算第四代，这是相对的，有的人可能跨越好几代。但中间空白了一代，本来我们应该是第五代，但是“文革”中空了一代人。
语言
翻译是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新京报：你们从事翻译的时候，前辈的影响大吗？
刘文飞：影响还是很大的。现在翻译的语境实际上是很糟糕的了，就是大家都不太认真了，这个不认真一定不是指严肃的翻译家，看不懂译错了是一回事，但严肃的翻译绝对不会瞎做是吧？抛开这个大的语境不说，一直到现在，受传统翻译的影响，俄语的翻译还是比较贴近原文的。
如果我不做英语翻译的话，我不会有这样的体会。我也看英语的翻译，感觉英语界的翻译还是更自我一些，这跟本身语言风格有关系。俄语和德语是很严谨的语言，语法的变化特别多，也就是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语言本身对说话者的限制特别多。打个比方，语言是个牢笼，使用一种语言，这个牢笼就把你关起来了，你实际上是透过这个语言的牢笼看世界的，这是你的世界观。如果是这样的话，俄语和德语这个牢笼的格栅就更密一些，英语要更宽松一些。英国人翻译托尔斯泰，他比中国人翻译托尔斯泰就要更自由一些，但这样的译本往往更受欢迎一些。你特别忠实于原作者，把什么都翻译出来，反而不受欢迎，中国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例子。
我不知道法语的翻译，西班牙语的翻译，德语的翻译，但是俄语的翻译圈相对英语圈还是要墨守成规一些，英语圈还是要自由一些，这无所谓好坏。今年出版的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是我从英文翻译的，布罗茨基基本上用英文写文章（essay），但也有几篇是用俄文写的，我就找一段英文翻，找一段俄文翻，拼起来看风格不统一，尽管我是同一个译者。从英文翻还是从俄文翻，原始语言版本对译本的影响很大。比如说，英文的句长很短，俄文句长很长，从句用得很多。句子长，相对来说你就要保留这种风格，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句子特别长，有时一页纸只有一个句点或两个句点，如果有的翻译句子特别短，风格实际上就不统一。翻译他你就应该翻译成很难读，如果很松快，那就不是他了。强调翻译家的风格，那是一个伪命题。翻译说到底是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选择
当时把苏联一流、二流、三流作品全译过来了
新京报：我们五六十年代翻译苏联文学，遴选有一套当时意识形态的标准，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又有另外的选择。您觉得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选择”这个标准到现在变化有多大？
刘文飞：外国文学界，恐怕到现在各个语种都差不多，都是依据对方的选择，都是对方选择之后的选择。我们所知道的名著，一定是那个国家承认的名著，不是我们把它弄成名著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就拿中国文学史来说，中国的文学史是无数的中国学者、读者经年累月的阅读经验堆积起来的东西，总有它的合理性，所以我们现在对俄国文学的认知，主要是建立在对方的文学史这个基础上。当然更多一点选择性也是好事，有的作品在俄国畅销未必在中国畅销，反过来也一样。进入我们翻译视野的，肯定是本来就比较有名的作品。我们五十年代的选择，在世界文学传播史上也是很有趣的一段，因为那个时候中苏两国意识形态高度贴近，把文学当做教科书，《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当时的产物。
有一点比较悲哀的是，那时候花大量精力翻译过来的东西，从文学意义上来讲，今天看来绝大部分是垃圾，不再是文学作品了——当时苏联的一流作品、二流作品、三流作品，我们基本上都翻译过来。
有西方的斯拉夫语学者来中国，他们看到这么多翻译的苏联文学，全傻了，因为品种实在太多了。现在还会有人读吗？不说好还是不好，但它们的艺术生命力太短暂了。
人才
最坏时期：学俄语不是为了文学
新京报：也会有很多谈及俄语文学翻译的文章提到现在俄国文学翻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语是个小语种的缘故。
刘文飞：会有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俄语有这个问题，除了英语之外都是小语种。我开玩笑，汉语马上都是小语种了。大家觉得我是在调侃，其实不是。现在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英语语言文学的老师和学生的人数是超过汉语语言文学的。全国的大学老师十分之一是英语语言老师，任何一个大学肯定有英语系，英语系招生一定很多，不管哪个系的学生都在学英文，不管俄语、德语、法语一样的，尽管现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很火，但还是小语种。现在国内管理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想把英语教育社会化，英语四六级证书就像考驾照一样，你想把英语学好，你可以上校外补习班，大学不应该把那么多宝贵的资源放在培养基本技能上。
美国没有外语学院，没有外语系，所有这些专业它叫modern languages（现代语言）。学Russian，当成一个学科来学，不是为了学会语言，语言是一个知识，不是技术（skill）——这你可以到“驾校”去学。我们全国那么多外国语学院，教学的外语就只有四五十种，美国有一两百种，它反倒学得多。
老是说外语人才青黄不接，我说也未必。现在每年全国有一百多个高校有俄语系，每年有一两万个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俄语，我觉得这个人数足够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翻译家会认为俄语人才缺乏呢？那是因为这些人入学的动机不一样。他们可能是为了找工作，可能是为了做外贸，可能为了考公务员，没有几个人会在入学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我学习俄语是为了学习俄国文学，我以后要当翻译家。博士生中也很难有这样的雄心，道理很简单，这不是一个挣钱的工作，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出来挣钱还不多。翻译一本书一年时间，才得一两万块钱稿费，傻瓜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青黄不接不是俄语界的事，英语界也是，英语不是大语种嘛，英语的文学翻译人才同样严重缺乏。在李文俊先生他们这一代之后，三十岁这一代我们还有哪些翻译英语文学非常好的人？好像也没有，尽管很多人都在翻。
新京报：现在很多译者是业余做翻译，职业也是形形色色，翻译基本上是兴趣爱好。
刘文飞：这里有出版社的问题，比如我们会因为作家的名字去买书，不会因为译者的名义去买书。也有人说嘛，真正的好作家是翻不坏的。我倒是大致也承认这句话，但是变成谁都可以来翻译。
新京报：出版社从编辑队伍上俄文编辑的配置也不太够，有很多出版社没有懂俄文的编辑，专业外国文学出版的出版社俄文专职编辑也很少，原来的一两个老编辑也都退休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刘文飞：这也不能赖出版社，译林、上海译文比较特殊，一般像北京十月文艺啊，湖南文艺啊，它实际上出各种文学，好多出版社在以前也没有专职的俄文编辑。但人民文学有，因为它在上世纪50年代出各种俄国的书，文学书占三分之二，最多的时候有过十个俄文编辑。我的老朋友张福生快要退休了，他也在物色年轻人，但人民文学最多也只能养一个俄文编辑，因为这么多语种嘛。
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文学编辑室严重收缩，可能只能进两三个人，这就不能只有懂俄文的了。这和我们这些学俄语的也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只会俄语和一个人既会俄语又会英语，出版社肯定要后者，我们学生应该往第二种发展嘛。现在出版社招人才，肯定愿意找各方面能力强一点的，但学俄语的，各方面能力强的未必愿意到出版社做编辑。他可能愿意去中石油，因为他们现在需要俄语人才，相对高薪啊，甚至你以后还能挣到百万年薪，但你当个编辑一生肯定是清贫的。如果说青黄不接的话，编辑的确是这样，比较明显。
但我想最坏的时候的确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学俄语的大学生里面愿意学文学的很少，但是到了研究生就占相当的比例了，到了博士生阶段就几乎学语言和学文学一样多。每年大概要毕业四五十个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他们首选当然是到大学里当老师，但是大学也饱和了，我想会挤出一部分人到出版社。比如我一个博士生就去了人民出版社，他不是专职的俄文编辑，但是对俄国出的好书他当然会更关注一些。
时势
俄国文学在中国迎最好时期
新京报：听起来你还是很乐观的。
刘文飞：我还是很乐观的，而且我从来没有悲观过。现在我们领导人说，中俄关系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我也说，俄国文学现在在中国是最好时期之一吧，因为现在把俄国文学当成文学来看。五四时期，鲁迅说过一句话，那时候我们都很骄傲地引用，但现在觉得是不对的，他说呢，“翻译俄国文学，就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军火是好还是不好？文学应该起这样的作用吗？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文学是教科书，苏联文学是中国人的教科书，这是正常状态吗？因为我是个唯美派，我可能接受布罗茨基的东西比较多，我觉得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再好的东西一旦强加给你就没有愉悦了。实际上文学是高度个性化的东西，它就是让你感到愉悦的，至于能不能改造你，让你感觉到生活有意义，我觉得离它的核心意义很远。
现在俄国文学被边缘了，但现在读俄国文学的人，不会是为了接受托尔斯泰的教育，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影响，我觉得很好。我不是今天说，那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
新京报：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刘文飞：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十年前吧，那就是每个出版社都不愿意出俄文的书，只愿意出英文的。现在有些出版社也富裕起来了，另外就是中国人慢慢富裕起来之后，心要静一些，大家不把钱看得太重，下面可能会有人来读文学了。
新京报：也就是说让文学的属于文学，回归文学的力量？
刘文飞：俄国文学回归了文学。因为俄国文学在中国一直不是纯文学，到了改革开放有一段时间作为批判的材料，现在差不多是这样了。文学就是文学，哪怕托尔斯泰，他也是文学家。
新京报：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了解也不是没有，但是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图景是模糊的。
刘文飞：这个问题中国搞俄罗斯文学的学者肯定是有责任的了，但是也有一个原因，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文学图景本身是模糊的，等于说传统的苏联文学不能继续了，如果学西方的话是二手时间（语自“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名，这一隐喻指的是苏联解体后努力追随、模仿西方，但终究只是二手），西方不会重视，他们自己也不会重视。整个俄国文学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有所调整，开始向自己的文学传统回归了。
另外苏联解体以后它的文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整个颠覆了，这让所有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包括俄国的，世界的，全找不到北了。你以前说好的现在全不是，比如当时说高尔基根本不是作家，马雅可夫斯基也不是，但是现在经过十年二十年，大家认识到：哦，这个人还是很牛的！文学史需要一个沉淀，我想前段时间大家都有点模糊，与此有关。我们将和出版社合作出一套俄国当代小说丛书，也是整理归纳苏联解体以后的文学。这样的梳理，也让人感觉到俄国作家这十年二十年也不是白过的，他们也留下了在文学史上站得住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