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工作，是有其极限的。比如，翻译无法将韵律与字句翻译出来。比如爱伦坡的诗《致海伦》中，两句：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翻译出来：荣耀即希腊，宏大即罗马。
懂得英文的自然明白，这句子里面glory与Greece、grandeur与Rome之间，有好听的音韵对仗，然而这是无法翻译的：懂英文的自然懂了，不懂的便是没法子。
又比如，翻译只能将字面意思从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而无法连音一起翻。《六人行》里，有这么个段子：
“She asked me if she could finish off my peanuts, I thought she said something else, we had a big laugh.”
中文意思：“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吃掉我的花生，我以为她说了其他的东西，我们就笑了。”
单看中文，一点都不好笑。如果您不知道peanuts花生和penis男性器官读音接近的话，这个小荤哏根本没意义。问题是，这句子翻译也翻译不了，只好加注。
笑话里最有趣的，总关乎性和政治，而这两者，偏又最忌讳直言不讳。谐音是最好的表达法，但很可惜：恰好不能翻译。
关于翻译，直译和意译两派一直在斗争。宇文所安先生当年评论北岛诗歌时，提过个想法：他认为，诗歌本身，不可翻译；最精微的诗，每个字，从意思到读音，都是不可取代的。
大师们关于翻译，也有两种极端的态度。纳博科夫认定了一种学究式的翻译法：他自己翻译诗歌，从来是直译，然后加大量的注解，篇幅比正文还多。
马尔克斯却抱着另一个极端：他的《百年孤独》是西班牙语写的，而他自己最满意的英译本，是一位先生“把原文打散，用自己的话重新写了一遍”。马尔克斯当时的看法是：反正无法保留西班牙语的美，还不如另外创造英语的美。
实际上，前一种是直译，后一种偏意译。中国的老一代翻译家，是倾向意译的。半个世纪前，王小波最推崇的两位翻译家之一，查良铮（也就是穆旦）先生如是说：
“有时逐字‘准确’的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现出来……要紧的是把原诗的主要实质传达出来。为了保留主要的东西，在细节上就可以自由些。这里要求大胆……译者不是八哥儿；好的译诗中，应该是既看得见原诗人的风格，也看得出译者的特点。”
除了音韵之美无法翻译，最让译者尴尬的，大概是文本的背景知识。都不用提中文与外文的翻译，就在中文方言里，也有类似问题：在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吴启华演的方唐镜恶搞周星驰演的包龙星，举一张小的契约，一张大的契约。
国语版台词：
方唐镜：一张湿的，一张干的。大人要哪张啊？
包龙星：干的！
方唐镜：对嘛，大人还是经常叫人干爹嘛！
我小时候看，怎么都不懂。那明明是大小之分，怎么能论干湿呢？后来看粤语原版，才明白了：
包龙星：这么小的“契崽”怎么看？
方唐镜：小的“契崽”不好，还有张大的“契爷”（干爹），大人想看哪一张呢？
包龙星：契爷呀！
方唐镜：乖哦，大人未必不叫人“契爷”（干爹）的嘛！
对粤语观众群来说，这个包袱就流畅多了。但没办法，这个哏还是无法完全翻译透。你可以想象，粤语翻中文的团队，已经想尽办法了，但也只好做到这样为止。
村上春树有个小说，叫做《カンガルー日和》，中文译作《袋鼠佳日》，或曰《看袋鼠的好日子》，英文A Perfect Day for Kangaroos。这里有一个无法翻译的细节：塞林格著名的集子《九故事》里，第一篇叫做《捕捉香蕉鱼的好日子》，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这个细节，除非你同时读塞林格与村上春树，否则完全无法明白。
博尔赫斯的名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面的主角是个中国人，他的祖先写了一个迷宫般的，比《红楼梦》还庞大的小说。妙在那位中国主角的名字叫做Yu Tsun，读作雨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能敏锐感觉到，这里是在开《红楼梦》里贾雨村的玩笑，但跟没读过《红楼梦》的人，这个细节可怎么解释呢？所以，会有字幕组在《生活大爆炸》配字幕时，将“我们去俱乐部听脱口秀”译成“我们去德云社听相声”——因为这样虽然不太忠实，但更便于理解。
本文如果有个主题，大概也无非如是：翻译本身就是个筛除音律之美的过程（伟大如查良铮、王道乾先生这样的翻译家，能够再造声律之美，但太艰难了），也可能有太多趣味是无法翻译的。而意译和直译的趋向取舍，纳博科夫和马尔克斯都无法达成一致。作为一个日常看看剧看看电影看看书而且不从事专业翻译的人，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对翻译人员多一些宽容。
末了感慨一句，学门外语，永远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