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晶）
一、戴乃迭生平简介
戴乃迭，原名Gladys B.Tayler, 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于北京逝世。
戴乃迭到中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重庆北碚分校、贵阳师范学院、成都光华大学等高校任教。1943年与杨宪益同时加入重庆国立编译馆，任该馆翻译委员会高级编撰。50年代初，戴乃迭为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从1953年起，担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部专家；1954年起兼任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专家和主要翻译人员。戴乃迭担任该刊语言顾问多年。
二、戴乃迭译介事业概观
戴乃迭以翻译为主，兼及写作、编辑等其他方式，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的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为止，持续了半个世纪。以时间为界，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可视为戴乃迭译介活动的尝试与奠基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她的译介活动以翻译为主，尚未涉及其他介绍方式。就翻译活动来看，译作选题也多由兴趣出发，无一定之规，较少受外界环境的制约。
30年代末，还在牛津求学时期，戴乃迭与杨宪益已经开始了中文英译的合作——首先将《离骚》译成了英文。尽管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桩译事，他们归之为“笔墨游戏”，但这毕竟标志着二人一生译介事业的开始。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们还译出了《九歌》与《招魂》。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这时还译出了《阿Q正传》与《野草》的部分篇章。这样，从最初的尝试起，他们的译介对象即已带上古今兼备的特色。
40年代初，戴乃迭到中国之后，先在几所高校执教。业余时间里，仍继续着将中国文学译为英文的努力。当时的主要译作是鲁迅与周作人的一些作品。1943年，经卢冀野介绍，接受了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梁实秋的邀请，加入该馆，担任翻译委员会高级编撰。自此，直到1951年人民政府取消编译馆，她一直在该馆供职。其间虽有各种兼职，但翻译，尤其是中文英译是她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内容,直至40年代末一直未曾改变过。
谈及加入编译馆的缘起，杨宪益曾回忆道：“鉴于翻译委员会到那时为止只做了些西方典籍的中译工作，他们想让我们领起一个小组，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译成英文。因为中国的历史典籍在西方还不为人知，于是建议我们首先翻译《资治通鉴》”。从此，戴乃迭与杨宪益的中文英译活动开始走上了职业化道路。但在工作之外，业余译作仍是她翻译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也成为她整个译介事业的奠基期。
在40年代中后期战乱频仍的大环境下，戴乃迭与杨宪益经过七八年时间的努力，译出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末期的部分。工作之余，他们还合力译出了晚清小说《老残游记》，“大部分陶渊明的诗,一些温庭筠的词”，唐代敦煌变文《燕子赋》和《维摩诘所述经变文》，一些“从《法苑珠林》里辑出的关于梁武帝时代有关神不灭论的辩论”本时期的译稿绝大多数未能及时发表或出版。以后两个时期发表过一部分，但部分译稿已散失。《维摩诘所述经变文》与“关于神不灭的辩论”现存手稿，至今未发表。下文提到的苗族诗与戏剧史均未见正式发表或出版，也无手稿留存，疑已散失。“关于神不灭的辩论”，据现存手稿看，主要是萧琛、沈约、曹思文等人对范缜《神灭论》的辩驳。（原文未见于《法苑珠林》，而《弘明集》对此收录较详。此处为译者误记），还有一首苗族创世诗、一部中国戏剧简史。另外，他们还翻译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艾青与田间的一些诗作，郭沫若的剧本《屈原》,阳翰笙的剧本《天国春秋》等”(杨宪益：《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另据其英文自传White Tiger, Chapter20, P127)。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戴乃迭的译介活动正式走上职业化道路。这一时期仍以翻译为主，但已经加入了编辑、写作等其他介绍方式，出现了译介并重的特点。这一时期也是她翻译作品成果迭出的事业高峰期。
1952年秋，应社长刘尊棋之邀，戴乃迭和杨宪益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外文出版社。这一时期，他们丰富得近于庞杂的翻译与出版活动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仅就成书出版来看，已经涉及古典诗词、传奇、评话、小说、戏曲，现代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古今文学史，古典文论，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其他门类的作品。
从具体书目来看,这一时期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译作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左翼与解放区文学作品为主。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四卷本《鲁迅选集》等多部鲁迅作品集。另外还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灵泉峪》，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冯雪峰的《雪峰寓言》，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大型歌剧《白毛女》，李广田整理的撒尼长诗《阿诗玛》等。进入60年代中期，还有梁斌的《红旗谱》、白危的《度荒》、现代歌剧《赤壁战鼓》、《刘三姐》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样板戏（样板戏译本均无译者署名。这部分翻译作品的情况系笔者对杨宪益先生访谈得知）。
其次，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叙事文学。有《柳毅传：唐代传奇选》、《中国古代寓言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宋明评话选》、《汉魏六朝小说选》（收入《燕丹子》、《汉武故事》等汉代小说，但以六朝小说为重点）、《不怕鬼的故事》（六朝至清代志怪小说）等，另外还有我国古典小说名著《儒林外史》等。
再次，是我国传统戏曲的各种剧本。古代戏剧有明代洪的《长生殿》，元代的《关汉卿杂剧选》，近代各剧种有京剧《打渔杀家》、《白蛇传》，川剧《柳荫记》、《临江亭》、《拉郎配》，昆曲《十五贯》，评剧《秦香莲》，晋剧《打金枝》，闽剧《炼印》，粤剧《搜书院》等。
最后，是古典诗文与我国古代文论及文学史作品。主要有《〈离骚〉及屈原的其他诗作》、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1962年，英文版《中国文学》第8期刊载了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文心雕龙》节选（《神思》、《风骨》、《情采》、《夸饰》和《知音》）。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上还陆续发表了他们合译的李白、杜甫、王维、温庭筠、李贺、苏轼、陆游、范成大等人的诗词，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散文，以及戴乃迭翻译的大量现当代作品。其中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均有，尤以前两类为重。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红楼梦》，其翻译工作实际于60年代初就已开始了。1961年至1964年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戴乃迭与杨宪益已合作译出了前一百回的草稿。部分译稿已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上发表。只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接下来的数年间，杨宪益被勒令停止工作，一切译稿均被搁置一旁，《红楼梦》的翻译也被迫中断。直至1972年杨宪益与戴乃迭先后释放出狱，重新开始工作时，这一巨著的译稿才得以修改完成（参见White Tiger，Chapter32, P195；Chapter33, P200； Chapter39, P236）。
林林总总的书目是译者辛勤劳作的见证。但戴乃迭为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所付出的努力又绝不仅止于此。牵扯她大半生精力的工作，更多地跟一份英文版的文学杂志《中国文学》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也是自50年代初就已开始的。
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10月最初为不定期丛刊。1954年起定为季刊。1958年改为双月刊，次年改为月刊。1964年始增出法文版，此后一直是英法两种版本。1984年起恢复为季刊，2002年春终刊。杂志创办的缘起，在于“1950年前后，部分海外人士对中国新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兴趣；而自40年代起至50年代初的新文学作品，尤其是解放区文学，在国外几乎无人知晓”（Yang Xianyi: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No.10, 1981. 另据 White Tiger， Chapter29, P178），因此，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的洪深邀请归国不久的翻译家叶君健来创办一份刊物，介绍这类作品。由于过去对杨宪益与戴乃迭的文学兴趣与翻译经验有所了解，洪深与叶君健向当时尚在南京的杨氏夫妇发出合作邀请。就这样，自杂志创刊之日起，戴乃迭就是主要译者。该刊最初几年的译作几乎全部出自杨氏夫妇与另一位美籍学者沙博理（Sidney Shapiro）之手。
创办之初，杂志的风貌主要取决于译者提供的稿件。除了应邀翻译的《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之外，戴乃迭与杨宪益从前的存稿也陆续在上面发表。1952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他们合译的《阿Q正传》及冯雪峰的长文《鲁迅生平及他思想发展的梗概》，次年又发表了《离骚》以及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文的译稿。
这样，自创刊之初，由于戴乃迭与杨宪益提供的译作，《中国文学》杂志就突破了只介绍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限定，使古典文学与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得到了向海外展示的机会。自1953年第二期始，这一杂志以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为主，兼及古典文学的基本面貌开始成形，为后来的编辑方针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戴乃迭与杨宪益以主动供稿、参与编辑的方式，向英语世界系统介绍中国文学的工作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戴乃迭的译介活动进入回顾与总结阶段。前两个时期积存下来的未完成或完成而未发表的译作，陆续完成、发表或成书出版；此外，由于杨宪益开始主持《中国文学》编务，译介主体性具备了自由发挥的空间，杨氏夫妇以编辑、出版和撰文介绍的方式向海外全面传播中国文学的努力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翻译之外的介绍行为在此时期占据了他们译介活动的主要地位。戴乃迭又独立完成了许多新的译作。这一时期从而成为她译介活动的集大成时期。
就成书出版的译作来看，戴乃迭与杨宪益合作，早已开始的《〈史记〉选》、《红楼梦》、《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译作陆续完成、出版。此外，戴乃迭独立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其中尤以对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作品的翻译为重。除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之外，主要有“熊猫丛书”中的大量作品。
戴乃迭的翻译活动是与对具体译作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始终相伴的。无论是散见于《中国文学》各期还是集结成书的译作，正文前后总附有同时译出的相关介绍性文章。这些文章一般从阐释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作品问世前后的社会状况入手，将孕育作品并在作品中或隐或显的中国社会生活凸现出来，为读者创造出一种呼之欲出的现实立体感，帮助他们消除或减少因中西方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心理隔膜，以及由此而生的理解障碍。70年代末以后，戴乃迭更是亲笔撰文，结合自身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人民生活现实的切身体验，将译作中体现的历史与现实向读者娓娓道来。
1980年10月号的《中国文学》刊载了戴乃迭翻译的《人到中年》，文后附有译者的评介文章《新出女作家谌容及其小说〈人到中年〉》。文章对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与作家的家庭背景、学习与工作历程、创作起因及引起的社会反响做了详略不等的逐一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译者不仅直接将自己与作者的对话收入文内，明确提出自己对作者进行的某些人物处理的不同意见，而且极为敏锐地指出：“陆大夫不同于中国文学中一般的女主人公……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人才的典型代表。她把对祖国的满腔热爱都蕴含在不求回报的辛勤工作中。……”（Gladys Yang: 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 “At Middle Age”, Chinese Literature, No.4,1981.）戴乃迭向海外及时传达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转折的新鲜气息。更重要的是，文章从这部小说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出发，对十年浩劫给中国造成的重大损失，社会转折后国家面临的人才青黄不接、外流严重、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等问题做了严肃探讨。这些问题曾一度是我国当代文学集中表现的题材，戴乃迭从新出作家的一部典型作品中准确地体会到这一点，并着重加以讨论，充分体现了她对社会潮流的把握和对新的艺术的敏锐感受能力，堪称译介及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戴乃迭立足于向西方介绍中国、让西方了解中国的立场，在文中不时地谈到：“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成员往往奇怪中国为什么没有女权运动，他们应该读读这篇小说。中国的男性并不是妻子事业上的障碍……而是与她们共同分担问题。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民族，人民总是隐藏自己的感情。但是当今中国的许多作家都更近于狄更斯，而不是像他20世纪的许多后继者那样，任凭情感赤裸裸地展示出来” Gladys Yang: 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 “At Middle Age”, Chinese Literature, No.4,1981.……这就从中西方文学与文化比较的角度，提出了译者建立在对东西方社会文化与文学相当了解的基础上的建设性判断，为西方读者打开了观察与思考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窗口。
戴乃迭的翻译作品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从内容到精神都高度忠实于原著，体现出一种不虚美、不隐善的文化立场。这一立场在她的文章中有着更为明确的体现。戴乃迭在80年代以后陆续撰写的文章中，除谌容之外，还对新凤霞、张洁、宗璞、戴厚英、遇罗锦、张辛欣、王安忆等女作家做了着重介绍。
介绍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之余，戴乃迭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陈述了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与生存状况，尤其是她们因为作品中触及一些社会问题而引起的争议与非议。她指出：“女性作家要找出时间、空间与精力来写作，比男性作家困难得多。”除了家庭主妇的传统角色造成女作家时间与体力的大量消耗之外，“作品引起的批评”和“对她们私人生活的流言蜚语”[Gladys Yang: Women Writers (an edited version of a transcript of a talk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n November，1983),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1985（London）.]更是女作家们一项沉重的精神负担。
正因为如此，主题为“人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等新型作品的出现，使戴乃迭在介绍文章中一再赞叹女作家们的“勇敢”，并真诚地指出：“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述这些女作家勇敢，原因在于：对作家疑神疑鬼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一种传统。执政者不时地会迫害他们。当今的作家总要受到提醒：要注意培养社会责任感，要教育群众。因此，即便是对官僚主义提出善意的批评，或是表现某种社会问题，也有可能被曲解为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这是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Gladys Yang: Women Writers (an edited version of a transcript of a talk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n November，1983),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1985.]与前文结合来看，译者已经不限于单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译介，而是更进一步地将文学作品孕育、诞生的社会背景，尤其是80年代初中国（女性）作家真实的生存困境介绍给读者。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思考、探索与追求，及其背负的种种积习流弊所造成的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重重压力，通过戴乃迭坦率流畅的译笔或文笔，真切地呈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
三、结语
正是从比较文化的世界性视野出发，坚持现代知识分子自由独立、自尊自信的学术立场，戴乃迭在近半个世纪的中文英译事业中尽力传达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她以明显不同于西方以及部分中国译者的翻译特色，向海外昭示了西方话语阴影下长期被改写、被隐蔽的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发展来看，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已经有所减弱，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通过对异质文化的考察，来反观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已成大势所趋。如果说戴乃迭半个世纪以来的中文英译及介绍成果，早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文化的独立姿态而存在，那么在当今及以后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她“一则求其易懂，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的译作，为大量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却限于语言障碍无法直接阅读中文文本的西方读者提供一种了解中国的有效途径，这一意义将日益彰显。贯穿其毕生翻译事业的文化理念——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忠实传达中国人的人生，也将更见其卓越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