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魏沛娜
近日,瑞典文学院(即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宣布将2015年“瑞典文学翻译奖”授予翻译家陈迈平。该消息一出,迅速引发文学界关注。陈迈平笔名万之,出生于江苏常熟,祖籍湖南,从事小说写作以及英汉、瑞汉和汉瑞翻译。据了解,设立于1965年的瑞典文学翻译奖主要奖励把瑞典文学翻译成外文的优秀翻译,陈迈平是第三位获奖的中文翻译家,在此之前,中国只有李之义和高子英两位翻译家分享过1984年的这项翻译奖。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现居瑞典的陈迈平。
文学创作经历为翻译打下较好基础
《文化广场》:您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一些小说。这种早年的文学创作经历是否对您后来从事小说翻译大有裨益?为何您的主要经历会转向翻译?
陈迈平:不错,我的文学活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1976年就完成过一部长篇小说。我的兴趣其实一直是文学创作,不是文学翻译。尽管我在瑞典生活25年,真正做文学翻译是近三四年的事情。之前的创作经历当然为我做文学翻译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因为做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外文好,更需要文学方面的素养,需要中文基础好,这方面我认为更重要。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读文学系,不是读外文系。我甚至没有学习过瑞典语,只学习过英语和挪威语。不过生活了二十多年,基本的瑞典语言知识掌握了。重要的是我一直没有脱离开中文,我在瑞典的大学教中文很多年,而且还编辑过一份中文杂志,后来做中文翻译还是回到中文。我有篇小说入选了国内两个省的高中课本,中文还是可以的。早先没有想到过当什么翻译家,其实做文学翻译到现在都是件业余的事情,因为几乎无法靠做文学翻译生活。
《文化广场》:您曾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以及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和马丁松的作品,在翻译作品方面上,您一般是以怎样的原则来审视和选择?
陈迈平:我翻译作品,当然是从我自己的文学趣味出发。我不会选择那种畅销小说、惊险小说。瑞典人其实很会写侦探小说,我自己作为消遣也爱看,但我不会去翻译,我选择的是瑞典的经典作品。同时,也还是着眼于对中文文学有参照意义的作品,他山之石借来攻玉,比如《失忆的年代》的创作手法,对中文作家是有启发的。
翻译跟大众阅读市场几乎没关系
《文化广场》:您的翻译是否面向大众阅读市场?
陈迈平:文学翻译工作对我是有压力的,但不是经济和市场角度的压力,我认为我的文学翻译其实跟现在的大众阅读市场几乎没有关系。我确实不关注市场。和市场有关系的大概是出版我译著的出版社。坦率地说我翻译书出版后,我不是拿现在的所谓版税,书卖多卖少跟我的稿费是没有关系的。至今我在中国拿到的翻译稿费其实都不是中国出版社自己出的钱,而是瑞典文化部给的翻译补助。因为我知道我翻译的东西不会是大众阅读和欣赏的作品,不会卖得很好,出版社能出就不错了,我心里就很感谢了。我不希望出版社为了出我翻译的书而赔钱,有时候我甚至要牺牲瑞典文化部给我的翻译补助,让中国的出版社用作印刷费用。比如我翻译的第一部瑞典文学作品是瑞典女诗人安娜·吕德斯泰特的诗集《在世上做安娜》,瑞典文化部补助了三万克朗(当时克朗基本和人民币等值),上海文艺出版社才愿意出这部诗集,印数是两千,我没有拿一分的稿费。《阿尼阿拉号》也是同样的,瑞典文化部补助翻译五万克朗,我没有拿,给出版社用于印刷出版。当然《阿尼阿拉号》后来得到奖励后出版社也给我了一部分奖励费,但也不是版税。所以说市场和我没有关系。
《文化广场》:在瑞典做翻译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哪里?
陈迈平:我感到的压力,主要在于自己的翻译质量,因为这些作品翻译难度很大。比如马丁松的作品,语言很独特,所以他在瑞典影响很大,但在世界上知名度不高。我不关注市场,但我很关注中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反应,比如作家和评论家的反应。再如翻译埃斯普马克的小说《失忆的年代》,因为他是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我翻译他的作品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就是让中国作家了解一个诺贝尔评委自己的文学品味和水准。对于《失忆的年代》,余华、阎连科、苏童、韩少功、贾平凹和莫言等中国作家都做了比较正面的评价,这点让我感到宽慰,我的翻译工作就没有白做。
用平常心对待诺贝尔文学奖
《文化广场》:这几十年来您一直身居瑞典,就您观察,当下中国作家的作品在瑞典的出版市场是怎样的?
陈迈平:目前中文当代文学在瑞典(也可以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局限于汉学层面,显得比较边缘化、小众化,也缺乏系统性,难以进入主流文学的阅读与研究层面,这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世界文坛上,当代中文文学现在确实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了。其标志倒不在于书是否畅销,而在于世界各地许多标志文学成就的奖项陆续授予了中文作家。
《文化广场》:听闻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您都能够有机会参加颁奖会,您能介绍一下诺奖这副“文学牌”的基本玩法是怎样的吗?您认为认为中国人要怎样看待诺奖?
陈迈平:听闻多半不符合实际,多半夸张。比如颁奖会,一票难求,我哪里可以随便参加。我只参加过两次宴会,其中一次是莫言的。但是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瑞典文学院听得奖作家的诺贝尔演讲(这是马悦然的照顾,总有票给我)。我确实认识一些院士,但不是全部。现在瑞典文学院要我翻译一本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常识的小册子,包括评选原则、哪些人有资格提名,从提名到公布的程序等等,就是希望澄清中文媒体的很多误解。
我认为,用平常心来对待诺贝尔文学奖比较合适。所谓平常心,就是既不贬低它,也不把它看得那么神秘,那么了不起。不过就是几个自己是作家的瑞典人,评选出一个他们喜欢的作家。
正在翻译马丁松小说《荨麻开花》
《文化广场》:对于文学,现在大家都在讲“引进来”和“走出去”,您认为中国接下来在这两方面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陈迈平: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文学交流,进去也好出来也好,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且文学的交流,我觉得不要用政府政策的方式来“讲”,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
《文化广场》:对于您来说,翻译是否可以有着跟文学创作一样的“野心”?可以透露一下您目前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吗?
陈迈平:我本来在中央戏剧学院学戏剧,所以我用戏剧术语来谈文学翻译。翻译就好比是给舞台打灯光的,灯光应该把人物照亮,照出应该照出的形象。你不是显示你自己,所以不能有过分的“野心”。比如打灯光的不能自己上台去表演。所以我不太主张媒体把我得翻译奖的事情也炒作得好像很大。其实是个小奖而已。我现在在翻译马丁松的长篇小说《荨麻开花》,南京译林要出。这部书难度也非常大,所以我都没有按我原来计划的进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