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这句被众多翻译同仁引为经典的一句话最早出自许钧之口，话里话外的倜傥、自信与浪漫，就如同他的一生。从留校任教，到不断有译作、著作问世，再到推动翻译学科的建立，这个温和而充满理想的译者，将自己的人生之路与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因为翻译，他天涯存知己；又因为翻译，他人海里依旧孤独。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辈子从翻译出发，在这条路上，一直在做也只做了三件事情：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
翻译是人生的一场相遇
在许多人的眼里，许钧是一个天生的译者。他对文字敏感，脑海里时时刻刻想着的都是翻译，除了翻译无大事。学生周新凯说，许老师讲翻译时文采飞扬、神采奕奕，即便论及社会百态，说的最多的话也是：“某某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而在平日却常微笑不语，安然端坐。
现在的许钧，可称得上国内外著名的翻译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涉足译坛到2003年推出35万余字的《翻译论》，数十年来他先后发表了文学和翻译研究论文250余篇，著作8部，翻译出版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中国之欧洲》、《现代性的五个悖论》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主编了《杜拉斯文集》、《法兰西书库》、《知识分子译丛》、《巴别塔文丛》等译丛、文丛10多种，至今译作已逾800万字。
“只有跟我谈翻译的时候，我才会神采飞扬，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太感兴趣。”对于翻译，许钧视若生命，而实际上翻译事业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这30余年，许钧的人生轨迹与对翻译的理解几乎同步。中国翻译事业先行者傅雷，对许钧影响很大，但青年时期的许钧只知道他是个优秀的同行，“其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等外国文学作品很有意思，就像一本普通的故事书”。但到了40岁，因为长期研究翻译，从最初玩文字走到爱文学再到感悟文明，随着对翻译理解的加深，傅雷在许钧心中逐渐变成了一棵树——译坛常青树。
许钧曾有个比喻，“一本好书遇到一个好译者，犹如人生得一知己”，而在现实中，罗曼·罗兰遇到傅雷，就是极好的体现。再如托尔斯泰遇到草婴、莎士比亚遇到朱生豪、乔伊斯遇到萧乾、纪德遇到卞之琳、安徒生遇到叶君健等，都可谓历史的奇遇。
2002年，许钧就跟傅雷一样，遇到了自己的“罗曼·罗兰”——米兰·昆德拉。彼时，他的翻译事业开始上到一个新的高峰。那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邀请他重译米兰·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许钧思之再三拒绝了。当时，“米兰·昆德拉热”方兴未艾，许钧既觉得这个作家不够分量，又觉得当时韩少功和他姐姐已经译得很好了，完全没必要再译，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人跟许钧说：“作为一个翻译家，你都没有好好理解这部作品，好好阅读它，你怎么就拒绝了呢？你是不敢挑战之前的译本吗？”
在阅读了60多万字的材料后，一场美丽的相遇就此展开。“每一个好的作者与好的译者相遇，其原著都会在异域产生新的活力，继而延续了作品的生命。”许钧说，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翻译，需要有爱的投入，要有激情，要有真正的理解，而不是草率的翻译。他开始将翻译看作是生命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拓展，“是原作的再生”。
重译后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总印数近两百万册，轰动一时，也掀起一股至今不灭的米兰·昆德拉热潮。当时，大到九旬老者，小到还在上小学的学生，很多人都在看这本书，其中一些翻译典故至今还有人议论纷纷，比如他将原先的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故事。
‘校园的美丽’与‘校园中的美丽’，前者是仅指校园的建筑和自然，而后者包括美丽的校园、美丽的学生、美丽的思想等，其范围是非常之广的。”许钧解释自己的想法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直指“生命”这两个字，其主题就是要讨论“存在”。如果昆德拉说“生命之轻是不能承受的”，那他就是已经下了一个结论，做出了判断，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并非判断，只是一种可能性。
在许钧的眼里，一个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势必会呼唤、吸引其他民族的阅读、其他民族的翻译。而这需要一场相遇，是翻译使原作的生命在异国的文化土壤上得到了延伸与传承。许钧参与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与主译的《中国之欧洲》等名作，也因为出彩的翻译而得以在国内广泛流传。
不是我，而是文化在选择作品
“她看见辽阔的沙漠闪着金色、硫磺色，无边无际，浩如大海，如同那静止的波涛。在这坦荡的沙漠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棵树、一根草，只有沙丘那斜长的影子，连绵不断，在暮色中好似一个个湖泊。在这儿，一切都是相似的。”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沙漠的女儿》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1980年，许钧与钱林森合作，开始翻译这部作品，并在1983年出版。那时候的许钧，爱读书，爱文学，爱翻译，他选择翻译的都是极美的文字与足以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
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翻译生涯里，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拉拉逐渐成了许钧自己的化身，他们一同追逐着人生与选择的答案。拉拉逃出沙漠，到了法国，最后获得了名声，在有丰厚的物质保障时，她又离开了所谓物质丰富的法国，要回到非洲去，寻找她的精神源泉，而许钧开始寻找翻译事业背后的文化。
“《沙漠的女儿》表达了对人类过于崇尚物质的一种批判，对他者文化的一种尊重，这成为我后来选择翻译的最重要因素。”许钧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自己的追求：“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文化的选择，除了文学之外就要进入到文化。我一直在思考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在三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一个是新文学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这三者是相互交流的，通过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吸取外国的思想，把外国的先进思想、思维介绍到中国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念：民主与科学。”
在许钧的生涯里，翻译也经历着三个阶段：文字、文学和文化。这是他人生的三个阶段，而文化传播成为其毕生追求的落脚点。“开始我是选择文学作品，后来是思想、文学一起选择，就是出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观念。”许钧作为主编之一，给商务印书馆编了两套丛书：《文化与传播译丛》、《现代性研究译丛》。这两套译丛是世界文化典籍汉译两百部之后最重要的翻译文库。“主持这样一个译丛，我们是想让大家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很多时候，不是我在选择作品，而是文化在选择。”许钧说。
在许钧树华楼的办公室里，这么多年来，墙上一直高挂着一幅字：翻译以信为本，求真求美。这被他视作翻译的信条，预示着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而译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尊重他者，尊重文化差异，在尊重当中求真，在真当中最后把美的东西展示出来，“同时也要有信，要忠于所翻译的文字，要忠于所理解的作家，要忠于所传达的文明或者文化，把真的东西传达给别人”。
到了现在，许钧已经不再选择那些可以给自己带来名声的作品翻译，文化的追求也变成了历史的担当。“没有任何文明能够永远辉煌，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许钧说到这里的时候目光突然锐利，“因为翻译！若拿河流来说，中华文化这条长河不断有新水注入，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许钧高声引用说，这是季羡林老人家的原话，一个翻译家应该有历史的担当，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翻译，比怎么样翻译更为重要。
我有很多朋友，但翻译家是孤独的
许钧在法国的声誉很好，朋友尤其多。他在1993年、1998年两度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奖译金”，1999年又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这些奖项与翻译，让他与国内外很多大学者、大文豪成为挚友。“这种交往都是从理解开始的。”许钧说，“很多的交往都是从阅读他们的文本和理解他们的思想开始的，比如说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我是通过翻译遇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向他求教，之后慢慢成为好朋友的。”
但正因为翻译事业的特殊性，许钧的交友既是深交，又是“神交”。因为《安娜·玛丽》，许钧结识了法国当代作家博达尔。1998年，他到博达尔家中拜访，立时就被其家中填满六七个房间的书给震惊了。他很快就沉浸到这些法文书的世界里，甚至连和主人交谈的时间都没有。饭后，博达尔的夫人、法国著名的《观点》杂志文学版主编跟许钧说：“许先生，看你这么爱书的样子，今天我给你一个礼物，你看上的书都可以拿走，但这辈子只能拿一次。”
这些书大多十分昂贵，有几本中国古典名著的法国译本，在1998年一本就价值1000多法郎。因为与博达尔家的友谊很深，他顾不上客套，立时选了法国七星文库出版的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之后又欣喜若狂地装满了两大袋书。博达尔也全部慷慨地赠予了他。
无论国内外，这样超脱的交往故事，在许钧的身上屡见不鲜。许钧的一位同事说：“不管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即使再沉闷，和许钧在一起也能感觉如沐春风，很开心，会变得很健谈。”这两年应他之邀，勒克莱齐奥还担任了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今年9月就要来给南大学生开设一门选修课。而另一位被称为“法国的钱锺书”的著名汉学家艾田蒲，在巴黎与许钧研究完《中国之欧洲》的翻译问题后，回到家，84岁高龄的他给许钧手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艾田蒲说：“杰出的同行，请允许我把我和你的见面视作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我们共进午餐的时候，我不断地在欣赏着从你的脸上发出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但有着这么多朋友的、活跃的译者许钧却经常说：“翻译家是孤独的。”无数个伴着孤灯书香的夜晚，许钧都在深思翻译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他说，翻译致力于不同文化的交流，转换中一定会失去很多东西，面对这些，翻译家感到非常孤独，“他孤独无援，他永远在想怎么把这些差异传达到别的文化中去。”
翻译家们面临一个悖论：一面要消除语言的差异，一面要传达文化的差异。如果不能传达文化差异，根本的任务就失去了，而语言方式一变，其意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言当中得到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许钧甚至常常悲观地想，这就像因盗取圣火而获罪于上帝的普罗米修斯，上帝命他将一块巨石从奥林匹斯山脚推上山顶，但每当要到山顶时，上帝便又将巨石推下，普罗米修斯每天不断接近终点，每天却又重归起点，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更重要的是，翻译永远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而且不可能一劳永逸。一部作品的翻译是为一代人服务的，因为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在不断加深，语言在不断变化。“译者中的新人要不断地推出新的翻译，而老者则眼睁睁看着一部作品离开，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无数的夜晚，许钧在这种孤独当中寻求翻译的意义与使命，在不可能中不断前行。许钧说，如果说翻译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既要有勇敢，也要有一种孤独的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一个翻译者，必须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刻的理解，而这一定是孤独的行为，只能独自完成。
“译者的孤独就在于他在追寻一个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但当两种事物达成沟通之后，译者永远是不在场的，他永远隐藏在作者和其他交流者的后面。”许钧说，翻译本身就是孤独的行为，翻译家也只能孤独，但这又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你选择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就可以和大师神交。这是一种承载着历史使命与时代文化的灵魂的交流。”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经之路
许钧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翻译已不再是事业的范畴，甚而重于生命。他的使命感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而最为急迫的就是要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
作为国内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2006年，他全程参与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工作。经过不懈努力，2007年1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终于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3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作为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聘任的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参与制定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和标准，并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系列教材。
近年来，许钧更是频繁奔走于100多所院校，讲授“翻译概论”示范课，成为国内翻译学科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长期奔波，让许钧的身体有些吃不消，医生诊断他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嘱咐他要卧床休息，但他依旧坚持到教室给学生上课，有时候上完一堂课，要学生扶着才能站起来。这一切为的就是推动翻译学科的建立，尽快带出来一批核心力量。
在许钧看来，目前“全民学英语”的社会氛围，恰恰妨碍了跨文化交流，也妨碍了翻译学科的建立，不利于翻译人才的培养。而令人更为不安的是，社会普遍认为翻译只是一种实践，没有系统的理论认识，特别是很多人觉得只要学外语的都会翻译。面对这些问题，许钧在各种场合一再大声疾呼：“翻译有其根本性的问题，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翻译所做的贡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交流日渐频繁，对翻译事业的要求也日趋提高，国内翻译理论研究急需向系统、科学的方向转型。”
这个性格温和、几乎从不与人争执的谦谦君子，在这件事上变得特别急迫。“一个民族语言的消失，便意味着其文化的消亡。”许钧郑重地说，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尤其不能以牺牲民族语言为代价，仅仅用英语去谋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很多爱慕外国文化与热衷“秀外语”的翻译者相比，许钧显得很冷静，他坚持应该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使用与发扬中国语言，同时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来满足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学科的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
“翻译是一项事业，许老师不断鼓励我们认准方向并坚持下去，以成就这门学科。”许钧教授曾经的学生、现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刘云虹说，这个方向伴随着老师多年，他人生之路就是中国翻译学科建立的艰难之路。
从197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许钧在38个年头里，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理想。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许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中国的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在南京大学，由于许钧的推动，涵盖本、硕、博士各学历层次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建立。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许钧，希望能亲手带出一批深具翻译使命感的弟子，为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如今，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翻译家，有国内大学的法语系主任，有外语学院的院长，有省市翻译协会的副会长，全国法语界5位“新世纪优秀人才”中有3位出自他的门下。
“翻译学科意味着什么？”许钧说，它事关我国的对外交流；事关中华文明的发展；事关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文化是否能闪耀更为灿烂的光辉。在他的心底，翻译早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转换游戏，更不单纯是文学的交流，而是一个国家走出愚昧、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标志，“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