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译莎氏十四行诗缘起
屠岸，原名蒋璧厚，诗人兼翻译家，生于1923年。他1942年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读书之余，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写新诗，翻译惠特曼诗集《鼓声》，同时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歌。
那时，屠岸家住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其附近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有一家叫“古今书店”的旧书铺，只有窄小的一开间门面，父子两人打理，维持着艰难的小本经营。课余间，屠岸常去书铺看书，亦淘些廉价的旧书。一个冬天的傍晚，他照例走进店里，忽然瞥见书架上有一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英文原版本，这是1904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是精致小巧的精装本，让屠岸看一眼就喜欢上了。他试着向店主询价，年轻的店主笑答二千元(当时流通的伪币)，屠岸一愣，一个穷学生，实在无力购买此书，只得将书默默放回书架。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惦记着这本心爱之书，生怕被人买走。一天，他又来到书店，那书还在书架上静静地站着，他的心得到一丝安慰。因囊中羞涩，他大胆地向店主提出借阅一星期的要求，当即得到允许。他激动地把书捧回家，一遍遍摩挲、翻阅。一星期到了，他如期归还、道谢。年轻店主笑着接过书，顺手从衣袋里掏出自来水笔，打开扉页沙沙写道:“赠给璧厚吾友麦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这让屠岸喜出望外，激动得不知所措，忙说:“你们也不宽裕啊。”青年笑答:“书到爱书人手上，是它最好的归宿。”年轻店主即麦杆，原名王兴堂，后为我国著名木刻家。自那以后，他与屠岸成了好朋友。麦杆曾为屠岸的另一部译著《鼓声》画过插图。多年后，屠岸在烟台与正在此地办画展的麦杆不期相遇，屠岸将手头的一本新版《十四行诗集》赠与麦杆，说没有您当年赠书，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译本，是莎士比亚诗歌把我俩的友谊连结在一起。
再说屠岸当年得到麦杆的赠书，又参照1926年出版的克雷格所编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一卷本，在课余夜以继日地投入翻译，历时几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莎氏全部十四行诗的翻译。除了译诗，他还在每首诗的后面写有数百字不等的“译解”，对该诗进行精辟分析和解读。这是屠岸译著不同于别人的可贵之处，曾受到冯至先生的称赞。此书经好友、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刘北汜介绍，列入文化工作社“译文丛书”，于1950年10月在沪初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全译单行本。
屠岸译著的版本流变
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初版后一年零四个月，文化工作社即以“世界文学译丛”的名义，于1952年2月再版，印数为三千五百册。虽是再版印刷，但版本已有些变化，一是封面上的书名由竖排改为横排，二是书末增加译者的《再版后记》。因为初版发行后，上海翻译家方平先生写了《评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文，投寄给《翻译通报》杂志，主编董秋斯为慎重起见，将此稿寄屠岸征求意见。屠岸觉得方平的意见大多提得对，同意发表，同时对方平文中几处批评错了的地方，写信告诉方平。方平作了修改，发表出来的文章，批评得全对。所以，译者在《再版后记》中特别谈到:“方平同志的指正对我是有帮助的，它首先使我认识到自己在翻译工作上还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其次它使我懂得在翻译工作上应该更谦虚一些。仅仅为了这两点，我就有理由在这里深深地感谢方平同志。”根据方平的意见，屠岸对译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在《再版后记》结尾处说:“一个翻译工作者主要地应该从读者和批评家的不断的批评和指责中求得进步，对于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我是欢迎的，我是感谢的。”
方平读了屠岸译著，敢说实说，一诉己见。屠岸对待批评的态度是虚心接受，虚怀若谷。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之风，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良好文艺批评环境，是令人称赞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系统实行公私合营，文化工作社合并进了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该社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为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三千册。除初译时参照的两种原版本外，屠岸又增加参照了哈锐森编订的企鹅版1949年修订本(初版于1938年)。屠岸这个译本与文化工作社的版本相比，明显的区别是换了封面装帧。深绿底色上，毛笔行书竖写书名，左下方有“屠岸题”三个字。可惜的是，原先受到读者赞赏的孟石的插图，有人批评说过于调侃不够严肃而取消了。全书另用了选自马尔夏克俄译本中的两幅木刻画，一幅是莎士比亚像，另一幅是第八首诗的插图。
时过一年，1956年6月，新文艺出版社以原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重新出版这本书，标以“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封面上删去了“屠岸题”三个字，恐怕当时的社会气氛不宜突出个人吧。原来的《再版后记》抽去，换成了《重版前记》，译者从五个方面对译本作了全面的修改:“一是改正误译，二是改正不达意不确切处，三是改进语法修辞，四是改进音韵，五是改进译解。”这一版本在1957、1958年又印了第二、第三次，三次印刷总数为四万二千册。1959年四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新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出版“新一版新一次印刷，印数三千册”，仍保留初版本屠岸的“代跋”及附录的左弦所译《马尔夏克后记》。这个版本至1962年7月也印了三次，后两次未标示印数。封面在原书法体书名前，铅印“屠岸译”三字，左边加了七弦琴和花朵的装饰花纹。此书是最后一次以繁体字竖排形式出现的版式。
1963年，屠岸根据卞之琳先生的意见，又参照诺克斯·普勒编注的亚屯版1943年修订本，海德·柔林斯一九四四年编订的“新集注本”，对莎氏十四行诗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改加工，重写了《译后记》，交给卞之琳先生审阅。然而，此时政治形势步步吃紧，已很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了。到“文革”更是登峰造极，封杀了一切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卞之琳在与屠岸重逢时，郑重地将冒着危险保存了15年的《译后记》面交屠岸，令屠岸感激不已。
莎氏十四行诗获得再生
“文革”结束后，屠岸听说，在“文革”的文化沙漠期间，有人(包括下乡青年、部队战士)偷偷阅读他译的莎氏十四行诗，还有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青年诗人高洪波(后任《诗刊》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对屠岸说，他在云南当兵时，与战士们共读莎氏十四行诗。屠岸问:是谁的译本？高洪波当即背诵了一首，屠岸发现果真是他的译文！
1981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出版了改名为《十四行诗集》的屠岸译著，使莎氏十四行诗在告别中国读者二十余年后“重见天日”。屠岸将一九六三年的修改本又作了五百多处修改，由昔日好友、知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任责任编辑(方平翻译的第一个译本即是莎氏第一部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妮》，由文化工作社作为“世界文学译丛”之一出版于一九五二年)。封面设计为蒲公英，正文首次改为简体字横排，目录仅列两行:十四行诗集、译后记，不附任何插图。这个版本后来又印过一次，一九九二年六月第三次印刷时，恢复了原书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以后又重印多次。一直到2008年3月，重庆出版社与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对译文又作了一次修改，参考了罗尔夫注释本(1898)、西摩·斯密斯注释本(1982)、布思注释本(1977)、钱兆明注释本(1995)”。这样，屠岸的这部译著更臻完善了。
屠岸自1950年翻译出版中文全译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六十年来，此书不断再版再印，累计印数达五十万册以上。而每新版一次，屠岸就要精心修订一番。他感慨: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然而，年逾八十七岁的屠岸依然“执迷不悟”地说:“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后如有机会，我还将再进行修订，因为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这也许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