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如何“走出去”？
2012年10月，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2013年阎连科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这个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国际奖项的提名。短短半年时间，中国作家就两次近距离接触重量级国际文学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在大众视野中正式走向世界？
近年来，中国作家“走出去”的话题屡被热议，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在文化影响力上，却无法与之匹配，大量作家仍只在墙内开花墙内香。中国作家走出去有哪些瓶颈需要突破？莫言、阎连科蜚声世界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对此，记者采访了业内著名作家与书商。
文/记者 吴波
图/Gettyimages、CFP提供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喜与悲
喜：莫言、阎连科引发的“文学世界梦”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文学得到西方正统文学界的最高认可。阎连科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也证明了西方文学界开始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射到中国。
除此以外，这两年，还有不少中国作家出现在了国际大奖中，受到肯定和好评。比如，贾平凹在今年初获得法兰西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是他获得美国 “孚飞马文学奖”和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之后，又一次获得国际艺术类的荣誉。余华获得意大利国家级文学大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他和莫言还获得“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可以看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已呈现出喜人的景象。
悲：中国文学作品进出口贸易比例仅为10比1
早年有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5年间，作家社出版了170部外国作品，但是这期间国内作家的作品翻译到国际上的只有5部。更有数据显示，中国文学作品进出口贸易比例仅为10比1，而对欧美更高达100比1。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在为数不多的外国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是反映40年以前比较传统的中国风土人情的写作，而反映当代的作品比较少。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则认为，中国文学图书在国际市场份额少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长期对外封闭，加上西方意识形态有偏见，喜欢出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第二是文学翻译的问题。文学图书的翻译比其他实用类图书的翻译要难得多，这就要求翻译者具备三个条件：母语非常好，中文非常好，文学功底也非常好。第三是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大发展，但相比其他产业，相对滞后。有一年，他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的书店只看到莫言和张洁的作品，还有几个他不知名的作家。因此，国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是很有限。
谁来将中国作家推向世界？
出版社
核心是提升作家品牌和价值
可巧的是，与国际文学大奖有亲密接触的两位作家——莫言和阎连科，都是北京精典博维的签约作家。作为私人书商，董事长陈黎明在推动作家走出去有哪些经验和体会呢？
陈黎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媒体认为我签莫言和阎连科就如“赌石”成功，其实并不是这样简单。
他指出，“首先，这是一个媒体时代，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中国作家要走出去，必须要大声吆喝！”
“其次，推动作家走出去，我们在背后充当的是一个作家品牌经纪人的角色。在中国，作家稿酬尚不足养活作家自己，更谈不上养活作家经纪人。国外很多作家的经纪人其实为作家走向世界作出很大贡献的，中国作家在无法找到专业经纪人的情况下，我们就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为作家代理海外版权、分销衍生权利、作品推广、专题推广等，这是走出去最必需的。”
“第三，为了让签约作家更具世界眼光，我们还与国际出版传媒巨头贝塔斯曼举行了战略合作，先后和美国、欧洲、东南亚的近千家国际著名出版机构进行版权贸易和合作交流。这样，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更多的机会被海外出版机构和优秀的翻译机构发现。”
作家阎连科
作家经纪人制度需尽快完善
今年，阎连科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这个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国际奖项的提名。对于自己的“走出去”，他传授了一些经验。
作家走出去须先找经纪人
2006年起，法国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就翻译并出版了阎连科的多部作品。这些作品以自由的笔触和对社会现实的尖刻批判，令他从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率先在国际文坛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
阎连科是国内走向世界不多的一线作家，谈及原因，阎连科表示纯属偶然。当初，资中筠女儿陈丰女士在法国的一个出版社工作，陈丰向法国全力推荐阎连科的作品，并找到最好的翻译家一字一句地翻译。像《受活》这本书，就整整翻译了两年。由于该作品在法国及西方的畅销和好评，随后法国一个作家经纪人开始专门负责向西方推荐和翻译阎连科的作品。阎连科说，由于不懂法文，他一直没有跟这个作家经纪人见过面，直到一次在国外的一个饭局上，别人告诉他那个人是自己在西方的作品经纪人，他们才第一次相见。阎连科说，西方的经纪人做事非常认真，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了解到，他们所做的推广非常专业，这是国内很多出版社做不到的。因此，他认为，中国作家走出去，作家经纪人非常重要。“中国应该规范法律，让作家经纪人这个制度尽快完善，只有出现一大批专业的懂语言、懂出版、懂作品、懂市场的经纪人，中国作家那些重要的作品才能够为世界所了解与接受。”他说。
作品走出去应不拘一格
从文学实力上看，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作家，包括贾平凹、王安忆、王蒙、余华、苏童、格非等。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文学风格关注人性、切入中国社会现实。那么，如何让这些优秀作家走出去，让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也畅销呢？阎连科表示，媒体关于文学作品进出口比例达10∶1这个数据，在他看来已经非常好了。从欧美作家作品在中国畅销与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畅销的角度来对比，简直是天大的差距。国内作家走出去还有深层次的问题存在。
阎连科说，首先是作品翻译的问题。大家说的进出口比例10∶1，这只是说国外进口10本书，出口一本书这个数据，那么出口到国外的那些作品真正能够走向读者书架的又有多少呢？估计比例更少。据他所了解，这出口的书多半是图书馆收藏和研究机构进行研究之用。普通读者读不懂中国文学，这是翻译的软肋，这个问题需要持续来解决。
其次，国内很多机构如今非常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还规定了国内大出版社或集团出口图书的任务。这个任务，很多出版社在数据上作假，比如只是签订一个版权输出的合同，而这本书根本无法在海外出版，这个合同是用来完成任务的。文化走出去，其实可以看看邻居日本和韩国。他们也有国家大力推广的举措，但他们不会规定哪些作品要推广出去，而是欢迎世界各国的出版机构到国内自由选择。一切让市场说话，能够让出版社赚钱的书才能引进。而如果规定书目，国外的出版机构不一定喜欢。因为国内的那些机构根本不知道国外的文化市场，而又要越俎代庖为他们规定选择项目，这后果不言而喻。
名家
谈走出去
莫言：我在获奖之后反复表达过，我希望“莫言热”尽快过去，由“莫言热”转化成“文学热”，应该把目光放得更加宽阔，应该看到我们中国当代还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也写了大量非常优秀的作品。非常期望由此引发大家新一轮的读书热潮，新一轮文学创作的热潮，然后促进我们的文学蓬勃发展，然后走出去。
西方文学的经纪人实际上是作家，西方作家并不是出版社的编辑要求作家修改作品，而是经纪人要求他修改作品，因为经纪人盯着市场研究读者，他会给作家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这个写法读者不喜欢的，或者写一个中学生的小说这样的情节是不可以的，所以经纪人某种意义上可以干预作家创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纪人都是这样。
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大部分还是不懂讲外语，如果没有好翻译家把作品介绍出去，就不可能在国外传播，同时自己跟出版社打交道会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有经纪人还是方便一点。
贾平凹：今年我的《古炉》、《带灯》将推法文版。迄今为止，法国已翻译出版了我的《废都》、《土门》及两本中短篇小说集。大家都知道，法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中国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法国出版而在世界赢取声誉，比如余华、阎连科等。我觉得影响中国作家走出去最大的问题是语言的问题。比如我用方言写作，有些根本翻不出来那个味道。另外还是如莫言所说，中国缺乏专业的作家经纪人，虽然我有一个贾平凹文学馆，有两个助手，但这只限于在国内有些推广，在国际上就无能为力了。我很多版权卖给国外，是通过出版社版权交易的形式走出去的，但这其中有很多问题。其实有很多海外的出版机构对我的版权感兴趣，他们几乎不知道怎么联系我，我也找不到他们。
张炜：中国作家走向世界需要平和的心态。文学作品总是直指生命和灵魂，鲁迅的书当年只发行了百把本，同时代的畅销书作家动辄销量几万，但后来呢？还不到100年，鲁迅的书发行量是那些畅销书的几百几万倍。再说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随便一个三流作家的版税都比他高得多，但现在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另一些人又在哪里呢？同样是俄罗斯的大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经过了必要的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
毕飞宇：中国文学走出去难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在看待中国文学时过分强调中国文学和中国政治的关系，从而削弱了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学品质和文学魅力。
高洪波：翻译是阻隔中国作家“走出去”的一个非常致命的瓶颈，同时又是一种昂贵的投资。
刘庆邦：中国作品一点都不差。中国作家作品中的文字写出来以后是有味道的，带着作家自己的乡土气息和气质，比如鲁迅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一读就是鲁迅的味道、沈从文的味道。但一旦翻译到国外这个味道就失去了，就变成外国人的味道了。
李鸣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但是没有一部作品能超过半部《红楼梦》的，当代的作品也没有超过鲁迅。中国作家现在还缺少能站在人类的高度，能够表达人类最美好的情怀、真正能够反映人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