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才离开南园不久，《转身，相遇》一书中最吸引我的一篇文章，不是别的，正是《养鸟记》。黄荭曰“研究生时代的一个纪念，唯一写成文字的回忆。”
文章记于一九九八年，南大南园，而小蓝鸟与小绿鸟，两只迷人的虎皮鹦鹉，入住她大学女研究生宿舍的时间更早。一头是误打误撞、束手就擒，一头则是市场上买来、专门为前一只所配。“妻”（一位戚姓室友）和“桂桂”，加上黄荭，三人作为宿舍的固定人口，满心欢喜，又手忙脚乱地照顾着鸟儿。原本希望它们太太平平，和和美美，未料，“乱点鸳鸯谱”终究失意，鸟儿斗气，一头逃跑，另一头也终于在一个不期而至的下午走失。
像极了世间人事，偶然的邂逅，必然的发展，一厢情愿的付出，毫无转圜余地的失落。此处，非言情事，译事是也。除却经由自身的阅读经验，择书并自荐而译的情况，接书翻译，多为被动，是别人选择了我。当然，我也可说是双向选择。译书过程中与原文的“耳鬓厮磨”自不必言，书成之后，它却是离你而去，毕竟，它属于封皮上另一个名字。
也像，也不像，花鸟鱼虫，一刻相逢，整付生命交予人的也有，不在于占有，而在于相处的长度、温度与信息量。然而，失落毕竟还是难免。不知，这是否是后来，黄荭“读书，教学，翻译，研究，写作，种花，养鱼”，只是不再养鸟的缘由。
黄荭是我很感激的一位老师。在人生的拐角处，她三言两语，风轻云淡地将我疏导，理解与支持，也并不少，如三月春光，清冽而振奋人心。同为摩羯，黄老师与我不一样。我猜想，她的星盘里有较多的风象元素，安之若素，自在人生。她译过有着“凝练、敏锐的春秋笔法”的内米洛夫斯基，无法与自己的青春和解的萨冈，“湮灭在自我虚构的文本里”的杜拉斯，还有“文字有一份既崇高又稚气的美”的圣埃克絮佩里，入得文字，闻得心声，在语言交互的一刹那，已作下一个告别的手势。自由跳脱，并不“执着”，更不沉溺。
还有一篇文字，《槐》，就紧跟在《养鸟记》之后。编排上，也许并无特别的用意。却是一篇，我看得流下泪的文字。给太婆折槐花的小孩，懵懂间，体验亲情的倏忽而逝。长大后的她，在感情上，“一直都是讷于言的人”，“担心很多话说出来就会变质、会失真、会风化”，读到会心的句子，忍不住要摘出来，“装出聪明的样子，期期艾艾地放在某人的窗口”，对方看见不看见，明白不明白，倒不重要，过程已欣喜。“如此辗转着心思，辛苦着自己，却从来不曾想过也许他喜欢的并不是槐花，而是桃红柳绿栀子香。”
喜欢的心理和过程，都是相似的。也总有猝不及防的一刻，因为真相与长期的想象不同，感情“突然变成那块冥顽不化的岩石，从此不能言语、不能行走、不能回头”。并非意指哪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身为文学译者，在生活和笔下一定有所体验的，“清晨时为你打上的那个结”，温柔地横梗在心中，并且更多时候，是他人的故事。
翻译讲究缘分。有时看到理想的题材与体裁，譬如，两地书，能典型地诠释某种爱情，再一想，并不属于己方，已是他人译作。有时拿到手的翻译，尚没有喜欢上，而“作为译者，如果你没有爱上你翻译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也可以在某个时刻放弃你。”“迷信”的黄荭自嘲，翻译《鳄鱼的黄眼睛》，中途差点遗失稿件，就是一回小小的惩罚。缘分降临于身，有时也是自己的努力，譬如，介入出版选题这一环节。译者，大多也是社会活动者，并不拘囿于翻译、写作。缘分的最终实现，当然很难，“需要功底，也需要勇气和能坐下来的一份宁静”，终于形成一种必需的习惯，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有时，缘分也有着叠影。重译者，面对的往往是文学经典，早已有不少译本，你这个新本子，又有何存在的理由，想要开掘怎样的可能性？黄荭的一句话又触动我：“我其实只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个故事再说一次，在静夜里，说给自己听。”（复译《小王子》）又有时，“忽然有一种念头，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我一定就是它的中文译者”，类似于何碧玉翻译毕飞宇的某些小说，电光火石的译介冲动，来自于无可替代的阅读感受。缘分也急不得，“文字敏感”，一丝一毫的心浮气躁，立时于字里行间显形，“出卖你”。
缘起，总是欢欣。缘落，冷暖自知。近日，看商务印书馆八六年版的《胡萝卜须》译后记，王尚民从一九五五年起翻译，到出书已是第五稿（前几稿均在文革里失落），经过整整三十年，还是节译本。小小“胡萝卜须”，尚且如此坎坷。文革里，内容稍微敏感的读物，命运几可想象，倘若有人做“内部编译”研究，究竟其原委的过程，想来也是痛心的。《转身，相遇》中，罗新璋口述，黄荭笔录，云一九六七年抄家前夜，从蜂窝炉中救回一信，写着傅雷的一些主张，“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并求“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一念之间，救回珍贵的翻译研究史稿。可救不回“反动权威，打倒对象”的翻译生命。
手头有一本洛朗斯·柯赛的《你们再也不写了？》，朋友问起内容，我以玩笑概括之：文艺青年失败史。即便并无沉重而残酷的历史车轮的碾压，很多文字爱好者，都抵不过“粗糙”的时光。当人们翻阅那些重要出版社的目录，上面印着其所出版的所有作家的名字，不禁会感到脊背一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名字已遭遗忘。有很多作家是“一波流”，发表过一两部作品后，即销声匿迹。写作从未改变人生，也并未帮助任何人挣脱“残缺不堪”的人世境况。写作如此，通常认为时效更短、译本语言更易“老化”的文学翻译，更是如此。所幸，翻译与写作不同，也许有“写作中心主义”之嫌，但翻译不是更轻一些么？也许我们应该学着和黄荭一样，轻盈地穿梭于不同的文本之间，等待一回又一回新鲜又奇妙的缘分，进可攻，退可守。迷宫中，并不仅仅一根阿里雅德涅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