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世界空间是由具体的“外语中国”所构成的，没有某一语种的“中国文化”馆藏，就很难有具体外国的“中国文化”。
·文化弈局·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就学术传播论，当以严复引领风气；以文学翻译论，林纾则无疑拔得头筹。但事实上文化流播轨迹并非完全的“一边倒”，文化交流正是在互动意义上才显示出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如此，考察欧洲（乃至西方）的东方接受，尤其是中国文化播传德国之过程，思想翻译固然重要，文学翻译对西人认知中国则更有实证的意义。
德人查赫以学术性的中国文学翻译蜚声学界，但学术意义远过于普及功能；库恩则正相反，他讲究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自其从导师的“毒柜”（存禁书的柜子）找到了“奇书”《卖油郎独占花魁》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建构起了一个“德语世界里的中国文学殿堂”，不仅为一般德国民众喜闻乐见，亦对高等知识人的中国修养形成（包括汉学家）颇有助益。
作为西方最早的《红楼梦》译者（节译本），库恩译本的文化影响甚大，曾经多次重印，并被转译为英、意、荷等其他语种。除此，还有《金瓶梅》、《水浒》等无数中国文学名著所构建的库恩德译“中国文学”。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世界空间是由具体的“外语中国”构成的，没有某一语种的“中国文化”馆藏，就很难有具体外国的“中国文化”。
同样，当近代西学东渐之际，以文学论，“林译名著”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标志。后来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周氏兄弟等，都曾回忆过林译名著给予他们潜移默化之影响。相比较严译名著主要集中在思想学术方面，林纾不通外文，但却能借生花妙笔与口译之助，构筑起外国文学汉语世界的“林译殿堂”。
林纾本不谙外文，宛如“盲人摸象”，却列身于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家行列，说起也有偶然性。当年林纾新鳏，心情不愉，坚拒名妓的青眼有加后，为驱孤寂，与福州船政学堂的诸君来往颇密，如魏瀚、高而谦、王子仁（寿昌）等，他们都曾留欧，所以无形中帮林纾打开了面向西方的另一只眼。朋友郑叔恭为他在巴黎代购了法文原版的《拿破仑第一全传》与《俾斯麦全传》，他对传主兴趣极大，但不通外文，只能望洋兴叹；求之友人翻译，终难快意过瘾。最后，以王子仁口述、林纾文言笔述的方式进行合作，再加魏瀚的鼎力相助，终获成功。
还有，幸遇《茶花女》这样契合林纾当时心境的书，引发其全身心的情感投入，乃至“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丈夫。”（见孔庆茂：《林纾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正因如此他才能“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由此开端，译出《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名著，以达“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的目的。
如果说，林纾的成就在于“化为我用”，他在中国语境里成就了“林译外国文学殿堂”，表现的是如何将外来文化资源善加整合的问题；那么，库恩的中国文学德译事业，则应放置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于世界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每一个主要的外国语种，都能产生库恩这样的“中国文学”翻译家，那么中国文化的融入世界，就真的不再是“望梅止渴”之梦。而经由文学对中国的认知，则无疑更可让世人洞察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所谓“中国威胁论”自然也就会烟消云散。正如歌德经由《玉娇梨》、《好逑传》所认知的中国未免不够丰富，却为一流知识精英提供了“窥一斑而知全貌”的可能。
设若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能有所作为，则内可“自固根本”，外亦可“游刃有余”，那么中国思想的原创性也就水到渠成。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出现，也就为时不远，撒切尔夫人冷嘲中国是只出口物质产品的“大国”类言论，也就自然不足为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