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北辰
中国文学翻译困境翻译大家的远去
著名翻译家蓝仁哲先生日前因病去世，让喜欢福克纳的中文读者痛惜不已。时间往前推移，9月9日，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先生去世，7月21日，“让博尔赫斯在汉语中重生”的最可“信”翻译家王永年先生去世……老一辈翻译家的相继离世，让人担心中国正迎来一个“粗糙翻译”的时代。
翻译不再吃香
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家赵景深在翻译契柯夫的小说《凡卡》时，因不了解原文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将“银河”(Milky Way)按字面意思错译为“牛奶路”，闹了个大笑话，鲁迅还专门撰文挖苦了赵景深，从此“牛奶路”便成为错译的代名词。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在当下文学作品翻译中，类似错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着花样儿层出不穷——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文学翻译在质量上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今新一代翻译人才的青黄不接，更是让人担忧。在最近一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等奖项各有所属，唯有文学翻译奖首度出现空缺，理由是参赛作品没有一部达到获奖标准。
毫无疑问，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异国的重生都要倚赖于翻译。《世界文学》主编同时也是法语翻译权威的余中先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翻译功德无量，他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摆渡人。”但遗憾的是，这种“摆渡人”的工作在当下非常廉价，除了文学本身的边缘化，稿费过低已成为翻译人才短缺的最大原因——靠稿费无法谋生，这是所有译者的共识。
据了解，目前出版社给译者的稿费大概为60到90元每千字，基本延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稿费标准，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译著销量和译者无关，这导致外语好的年轻人大多投身商务翻译，只有真正热爱文学，并能从翻译中带来满足感的人还在坚守。“做同声传译一天能挣五六千甚至上万元，这相当于花几个月时间做文字翻译得到的报酬。”余中先坦言。
事实上，即便像王永年这样的老一辈翻译家，稿费也和刚入行的年轻人相差无几。2006年，已近80岁的王永年翻译凯鲁亚克《在路上》时的稿费不到一万元，“从八十年代起就这个价，一直没变过，翻译《博尔赫斯全集》也就不到两万块，那本书用了快两年时间。”王永年曾写道。
面对译者的低收入，出版方也显得很无奈。一位编辑告诉记者，虽然近几年书价有所上涨，但若大幅提高译者稿费，出版方仍然会亏本。
另外，除了低稿费，不受重视是译者稀缺的另一原因。据记者了解，很多有能力的译者同时在大学任职，但大部分高校并不把译著算作学术成果。辛苦翻译一本书，评定职称时用不上，这让很多教授告别了吃力不讨好的翻译工作。
虽有人才，但留不住人才，成为文学翻译最大的困境。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周克希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世界那么精彩，可以走的路那么多，有些潜在的文学翻译人才没有走这条路，我想也是很正常的。”
机械化翻译
2003年，周克希开始独立重译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又名《追忆似水年华》)。如今九年过去，70岁的他仅译成七卷中的三卷，并坦言这项工作难以完成。在他看来，“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历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但遗憾的是，急功近利的出版环境和人才的流失，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学翻译成为了像字幕组一样的纯技术行为。
事实上，在出版方和译者的关系中，译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一位出版从业人员告诉记者，现在一本书的出版周期越来越短，一些出版方留给译者的时间往往只有几个月，文学的严肃性正被商业利益取代。
这种现象在经典名著中尤为明显。由于过了公版期(根据国际版权公约，作者去世五十年后，版权处于公共领域，无需购买版权)，经典名著成了出版方的香饽饽。记者走访中发现，一些小说译本已达十种之多，译本质量也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将不同译本拼凑粘贴，改头换面重新出版的情况，它们中有的译者翻译一本书换一个名，有的则找不出译者是谁，译者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译者水平不足，读者对译者不信任，稿费过低，人才稀缺，出版环境混乱等诸多现象叠加在一起，互为因果，所以各种“牛奶路”才在书中频繁出现。“好翻译太少了，这不是翻译界的悲哀，而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余中先说。
远去的大师
虽不乏优秀翻译人才，但随着王永年等前辈的离世，呼唤下一代翻译家的集体出现成为文学读者的共同心愿，但如同翻译家草婴先生所说，“从事我们这行，有一条很重要，就是甘于寂寞。”然而，在一个娱乐和商业至上的浮躁年代，做到这点又谈何容易。
即将年满90岁的草婴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用了近二十年，一个人默默翻译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但几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草婴感言：“像我们这样的译者，现在是吃不开的。”
几十年来，草婴一直没中断过翻译工作，但与同辈的老翻译家一样，草婴每天翻译的很少，平均1000字左右，速度慢得超乎想象，但更难以想象的是他对待翻译的态度。草婴在翻译前，先要把原著通读几遍甚至十几遍，还要做成卡片，譬如《战争与和平》有559个人物，他就做559张卡片，把姓名、人物关系、性格特点等写在上面，并同时熟读俄罗斯历史、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书籍，最后才开始动笔。
对质量的苛刻，是草婴、董乐山、傅惟慈这代翻译家的共同准则。出版人杨葵在书中回忆了董乐山的一段往事：“商务印书馆当年约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收到译稿后，编辑部要找人审校。董先生说，愿意审校就审校吧，不过能审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务还是请人审了，一共只挑出两三处错误，经与董先生讨论发现，还是审校搞错了。”
现在的年轻翻译在追逐效率的社会环境下，已很难做到像这些老翻译家的认真、较真了，就不难想象翻译的质量。
他们的生平与翻译作品
蓝仁哲
1940年出生，四川省资阳县人。1963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留校任教。蓝先生曾任四川外语学院院长、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终评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研究专家，并译有福克纳作品《八月之光》、《野棕榈》和索尔·贝娄作品《雨王亨德森》等，今年翻译完毕的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是他最后一本译作。
蓝先生是一个有古风的人，爱读易经，爱喝茶，爱听戏。待人温和，和做学问相比，更强调做人。
郑永慧
郑教授这三十来年，共译六百多万字，三十多部作品。用他的话说，难得有一天休息，春节都在翻译。他的主要译品有：《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九三年》、《笑面人》、《娜娜》、《梅里美小说选》、《厌恶及其他》。他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王永年
浙江定海人，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1959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通讯社西班牙语译审。
王永年翻译了多种世界文学名著，其中翻译的欧·亨利小说畅销多年，并翻译了《十日谈》、《巴比伦彩票》、《在路上》、《博尔赫斯全集》等著名作品，对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重要贡献。
翻译家的一生
-胡泳
20年前，有一次我去外文局宿舍拜访杨宪益和戴乃迭两先生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从牛津返京，拿出在牛津照的一些照片给我看，其中有一张是杨先生立在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屋窗前的留影。戴先生指着告诉我，那是当年杨先生求学时住过的房间。我不由脱口问道：“那么您一定对这个房间很熟悉了？”杨先生和戴先生都无声地笑了。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牛津相识、相爱的，那里有他们美好的青春时光。记得当时杨先生曾对我感慨地说，他们在牛津也算老资格了，回去已见不到几个熟悉面孔。也难怪，屈指一算，自从1940年他们二位离开牛津，半个世纪已悠然逝去。
也是从那时起，两先生开始在翻译园地中并肩耕耘。多少年背负沉重的犁头，换来的是沉甸甸的果实。从屈原到鲁迅，从戏曲到传奇，灿烂的中华文化经两先生的介绍，得以为西人所知。煌煌巨著《红楼梦》，个中滋味，当然惟译者能解。更何况他们不仅是犁过去，还要犁回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这“翻译家”的桂冠，不是那么好戴的。
杨先生曾给我看过他手写的一份自述，语气平淡，却有人生的波澜尽在笔底。少时在天津租界读中学，青年时到英国攻读古典文学，抗战中回国任教，解放后由南京到北京从事翻译工作。文革中因与外国人交游较多，夫妻双双被北京军管会逮捕，罪名是特务，儿子患精神分裂症自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杨先生才算能够踏实从事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孰料关键时刻的名士精神又令他饱受折磨。
杨先生说，他这一生治学荒疏，堪称没有搞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是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匠”而已。这番话也许不能仅仅看做是自谦，记得董乐山先生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一生笔耕，从笔尖下泻出的字数何止千万，但都是为人作嫁衣。难道他们都在后悔当初的选择，如俗话所说，“好牛不拉犁”吗？
那个时代的翻译家都有诗人的才情(杨先生晚年写过很多旧体诗)，也有能力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然而像杨先生这样的人却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翻译。他自己也说，“在翻译方面，我不能说毫无贡献，但翻译究竟不是学术研究”。然而，在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通过翻译实现的成就，并不亚于撰述性的大师。刘小枫纪念罗念生先生时曾言，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而人类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杨先生(还有戴先生)倾其毕生之力，让中外人士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受何为“美好的东西”，他们这一辈子，活得值了。
我们这个社会，往往忽视翻译家的作用。例如，教育部门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而且，但凡从事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以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然而，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更加糟糕的是，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后果如此严重，现状却是，很少有人愿意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来改变。(作者系文化学者)
蓝仁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