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翻译者需要语言天赋和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热情。
去年，澳大利亚某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在翻译帮助下采访一名宗教领袖。为了活跃气氛，他以一个自以为高明的笑话作为开场白：“您走进比萨店，问：‘能为我做个比萨吗？什么配料都要有。’（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不料对方目光呆滞、满脸茫然，让主持人在上万观众面前很是尴尬。这件事告诉我们，幽默翻译常有词不达意的风险。（译注：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有另一重意思：“可不可以让我天人合一？”显然，这位宗教领袖不谙此理。）
过度解释往往适得其反
今年10月，通晓多种语言的翻译大家们聚首美国罗切斯特市，参加主题为“幽默的翻译，翻译的幽默”的美国文学翻译年会。有人在会上援引这个真实的故事，试图说明：翻译幽默需要相当程度的谨慎，稍欠考虑，就无法正确地传达源语言的意旨。
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法语教授戴维·贝洛斯说：“法国人很喜欢伍迪·艾伦的书，部分是因为翻译的创造性劳动，部分是因为运气。”他说，自己在会上没听到以“两个翻译走进一个酒吧”开头的、专门调侃三流翻译的笑话，但翻译不认真肯定会让你丢脸。
在新书《你耳朵里有条鱼吗：翻译及万物的意义》（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 Transl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中，贝洛斯提到：跨语言传递幽默的秘诀在于：抛下完全忠实于原文的条条框框，努力找到跟源语言的效果一样的词句。只要把握这个标准，很多简单的妙语，从病态的到荒唐的，并不像以往理解的那么难翻译。
受文化背景制约，当你把幽默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时，通常会面临窘境：可能因为典故太隐晦失去读者，要不就得在文本下方加上冗长的脚注。与会者结合自身经验表示，至少在英语世界里，最好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不加脚注、顺其自然。
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丹麦语版本的《超级悲伤的真实爱情故事》（译注：一部以近未来的纽约为舞台的长篇讽刺小说）并未改动主人公聊天时常用的缩略词，如timatove（think I’m about to openly vomit/我想我要当众呕吐了）、roflaarp（rolling on floor looking at addictive rodent pornography/在地板上打滚，看耗子演春宫戏）。
回复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译者们关于“Negra Modelo”和“stomach stapling”等词语的翻译问题时，该书作者耐心地说：“没什么比过度解释对笑话的破坏更甚”。
理解作者才能事半功倍
若把时钟拨回几十年前，翻译如《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四个火枪手》（The Four Musketeers）这些古典色彩浓厚的书名时，忠于原文还算比较容易，如今，翻译那些俏皮前卫的可就难多了。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让故事有感染力。
然而，正如任何杰出的喜剧演员都懂得，直白的笑话并不等于喜剧的上品那样，要重新打造出马克·吐温和狄更斯那种魅力悠长的幽默感，比在平日闲聊时插科打诨更难。为了真正使读者笑得喷饭，你必须首先深入原作者的内心，然后才能召唤出轻松欢乐的氛围。
曾把《让你的家人穿上灯芯绒和牛仔布》带到巴西的文学家塞尔吉奥·弗拉克斯曼，在早期的草稿中一度不得要领，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现原文的戏剧性。直到听了原作者戴维·赛达瑞斯在电台的讲座，弗拉克斯曼才“悟出了真味”，发明了巴西版的塞达瑞斯式幽默，用葡萄牙语告诉人们：“无情的幽默，也可以展示微笑的毒牙”。
原文中某些有趣的内容，在变成另一种语言后可能更搞笑吗？乔治·桑德斯在其《田园生活》中，刻画了一个栖身于主题公园里的穴居人，他的雇员每天送一只刚杀的山羊给他烤，直到有一天早上，他前往自己常去的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没有山羊”。在德文译本中，译者用“ziegenleer”一词代替英语“goatless”（没有山羊）。
本次翻译年会的组织者之一、罗彻斯特大学文学教授卡伊佳·斯特劳马尼斯称赞道：“德译本翻译精到，组成的新词拼写正确，发音能让人接受，而且不失幽默韵味。在翻译中，译者对原作者的创作动机理解得越透彻，译文往往越有趣。”
“让自己在工作中笑出声”
在现实世界里，翻译人员当然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波兰期间就因此吃过亏：某个“二把刀”翻译把他的一句奉承话译成了“我从肉体上渴望波兰人（I desire the Poles carnally）。”此后不久，卡特去日本某大学演讲时提及一则轶闻，听众席里马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事后，当他问翻译，这个普通的笑话为何引发了那么不寻常的回应时，对方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告诉听众，‘卡特总统正在讲有趣的故事，大家快点笑啊！’”
认真地说，怎样才能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呢？
专门翻译波斯文学的皇后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罗杰·谢答拉特表示：“我们都在谈论各国同行彼此理解之艰难。你得成为艺术家，而且只从事能有所发现的工作。”也有与会者指出，最好的译者是从最热情的读者中来的。希腊文翻译家米尔西尼·加纳就说：“我感到，当译者在工作中笑出声的时候，幽默便能够传达出去了。”
但谁也不能否认，无论译者如何努力，相同的幽默故事，对跨文化背景的受众的感染力总归是有限的。
美国《纽约时报》
想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翻译者需要语言天赋和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热情。
去年，澳大利亚某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在翻译帮助下采访一名宗教领袖。为了活跃气氛，他以一个自以为高明的笑话作为开场白：“您走进比萨店，问：‘能为我做个比萨吗？什么配料都要有。’（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不料对方目光呆滞、满脸茫然，让主持人在上万观众面前很是尴尬。这件事告诉我们，幽默翻译常有词不达意的风险。（译注：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有另一重意思：“可不可以让我天人合一？”显然，这位宗教领袖不谙此理。）
过度解释往往适得其反
今年10月，通晓多种语言的翻译大家们聚首美国罗切斯特市，参加主题为“幽默的翻译，翻译的幽默”的美国文学翻译年会。有人在会上援引这个真实的故事，试图说明：翻译幽默需要相当程度的谨慎，稍欠考虑，就无法正确地传达源语言的意旨。
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法语教授戴维·贝洛斯说：“法国人很喜欢伍迪·艾伦的书，部分是因为翻译的创造性劳动，部分是因为运气。”他说，自己在会上没听到以“两个翻译走进一个酒吧”开头的、专门调侃三流翻译的笑话，但翻译不认真肯定会让你丢脸。
在新书《你耳朵里有条鱼吗：翻译及万物的意义》（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 Transl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中，贝洛斯提到：跨语言传递幽默的秘诀在于：抛下完全忠实于原文的条条框框，努力找到跟源语言的效果一样的词句。只要把握这个标准，很多简单的妙语，从病态的到荒唐的，并不像以往理解的那么难翻译。
受文化背景制约，当你把幽默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时，通常会面临窘境：可能因为典故太隐晦失去读者，要不就得在文本下方加上冗长的脚注。与会者结合自身经验表示，至少在英语世界里，最好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不加脚注、顺其自然。
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丹麦语版本的《超级悲伤的真实爱情故事》（译注：一部以近未来的纽约为舞台的长篇讽刺小说）并未改动主人公聊天时常用的缩略词，如timatove（think I’m about to openly vomit/我想我要当众呕吐了）、roflaarp（rolling on floor looking at addictive rodent pornography/在地板上打滚，看耗子演春宫戏）。
回复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译者们关于“Negra Modelo”和“stomach stapling”等词语的翻译问题时，该书作者耐心地说：“没什么比过度解释对笑话的破坏更甚”。
理解作者才能事半功倍
若把时钟拨回几十年前，翻译如《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四个火枪手》（The Four Musketeers）这些古典色彩浓厚的书名时，忠于原文还算比较容易，如今，翻译那些俏皮前卫的可就难多了。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让故事有感染力。
然而，正如任何杰出的喜剧演员都懂得，直白的笑话并不等于喜剧的上品那样，要重新打造出马克·吐温和狄更斯那种魅力悠长的幽默感，比在平日闲聊时插科打诨更难。为了真正使读者笑得喷饭，你必须首先深入原作者的内心，然后才能召唤出轻松欢乐的氛围。
曾把《让你的家人穿上灯芯绒和牛仔布》带到巴西的文学家塞尔吉奥·弗拉克斯曼，在早期的草稿中一度不得要领，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现原文的戏剧性。直到听了原作者戴维·赛达瑞斯在电台的讲座，弗拉克斯曼才“悟出了真味”，发明了巴西版的塞达瑞斯式幽默，用葡萄牙语告诉人们：“无情的幽默，也可以展示微笑的毒牙”。
原文中某些有趣的内容，在变成另一种语言后可能更搞笑吗？乔治·桑德斯在其《田园生活》中，刻画了一个栖身于主题公园里的穴居人，他的雇员每天送一只刚杀的山羊给他烤，直到有一天早上，他前往自己常去的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没有山羊”。在德文译本中，译者用“ziegenleer”一词代替英语“goatless”（没有山羊）。
本次翻译年会的组织者之一、罗彻斯特大学文学教授卡伊佳·斯特劳马尼斯称赞道：“德译本翻译精到，组成的新词拼写正确，发音能让人接受，而且不失幽默韵味。在翻译中，译者对原作者的创作动机理解得越透彻，译文往往越有趣。”
“让自己在工作中笑出声”
在现实世界里，翻译人员当然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波兰期间就因此吃过亏：某个“二把刀”翻译把他的一句奉承话译成了“我从肉体上渴望波兰人（I desire the Poles carnally）。”此后不久，卡特去日本某大学演讲时提及一则轶闻，听众席里马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事后，当他问翻译，这个普通的笑话为何引发了那么不寻常的回应时，对方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告诉听众，‘卡特总统正在讲有趣的故事，大家快点笑啊！’”
认真地说，怎样才能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呢？
专门翻译波斯文学的皇后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罗杰·谢答拉特表示：“我们都在谈论各国同行彼此理解之艰难。你得成为艺术家，而且只从事能有所发现的工作。”也有与会者指出，最好的译者是从最热情的读者中来的。希腊文翻译家米尔西尼·加纳就说：“我感到，当译者在工作中笑出声的时候，幽默便能够传达出去了。”
但谁也不能否认，无论译者如何努力，相同的幽默故事，对跨文化背景的受众的感染力总归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