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马悦然的一篇长文在《文汇报·笔会》（2012·10·22）上发表，题目长得很，叫《1920年代的中国小诗与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俳句》，是他本年10月在上海一次讲演的讲稿。他的短文与讲稿都不多见，我急忙读了。讲的问题很专门。谈“小诗”，小到一行、二行、三行的那一种。他先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然后及于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诗，包括郭绍虞的一首四行的小诗，还有当时的一大批诗人如俞平伯、朱自清、梁宗岱、冰心等等的小诗。
马悦然从日本的俳句谈起，说一般是十七个字音，以5—7—5的格式，排为三行。他讲到对日本俳句大家芭蕉的最著名的一首俳句的翻译，说中国有两种译本：一是译为“古池冷落一片寂，忽闻青蛙跳水声”，他说不好，因为“冷落一片寂”和“忽闻”，是原诗所没有的，多余；一是译为“古池塘，青蛙跃入，水声响”，较好，但它押韵，而日本俳句是不许押韵的。他读得真细。而使我更受震动的是他注意到当年的这一批青年诗人，诗界的开拓者们的小诗，这些小诗大都被忘记，也不为研究者们注意了。但他列举了这些诗人的“小诗”成就以及它们受到外来的影响。更使我感动的是，他举出四川的杨吉甫（1904—1962）和台湾的杨华（1906—1936），他们都经受贫病和坐牢，早早死去，名不显于世。但是马悦然注意到，而且大胆肯定他们的诗作。马悦然说：“五四运动初期是小诗的黄金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与瑞典1940年代的文学有些相同的现象：对传统文学的否认的态度。”
像马悦然这样细心研究，充分肯定“小诗”作者的成就，我只记得当年的周作人这样做过。周作人在1923年编成的《自己的园地》里收有《论小诗》一篇，真巧，那也是一篇演讲。周作人在那篇文章里也是广征博引，中外古今地谈论“小诗”，他的论说之广，之深，似乎更在马悦然此文之上。他说，“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至四行的新诗。”周作人和马悦然所选择介绍的中国诗人，大体相同。周作人举出冰心的诗：“父亲呵，出来坐在明月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真好呵。他论及俞平伯的《南宋六陵》一首：“牛郎花，黄满山，不见冬青树，红杜鹃儿血斑斑。”他说这“是真正的乐府精神，不是俳句的趣味”。这种鉴定能力，可以说是非凡的。周作人的这篇文章，现在还值得再读。
顺笔一说，因为有趣味，说成了对马悦然和周作人这两位评论家的比较了。本文意不在此。我要说的是，一说起马悦然，好像就离不开诺贝尔奖。其实他是一位极有成就的学者和翻译家，他总在默默地做自己的学问。我极其看重在这篇文章前发表的“编者按”。其中透露的数字很令人吃惊：2005-2007年译成瑞典文的文学作品中，由英语译的占74%，法语占3.6%，而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译成瑞典文本的，合起来还占不到1%。这太不公平，太不成比例。而要公平，就要加强翻译。但马悦然也有苦恼，他说：“我一发表一位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的译文，就会有人说：‘呵，你看，这个作家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使得翻译家很不舒服。
恰好中国语言和文学是马悦然的专业，对口；他对中国的生活都比较习惯了，也常来常往。前七八年，他翻译山西一位作家的作品时，就曾来过山西太原。有一次作家们与他聚会，我也到场了。我看他很平易，对中国生活也能习惯，在吃饭时，我看他吃起红烧肉十分来劲，他没有我们这里怕吃肥肉、怕胆固醇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