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在去世的前一年，1895年11月27日，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3122余万瑞典克朗）设立诺贝尔奖，其中就有文学奖。每年11月1日前后公布当年获奖者，在诺贝尔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颁奖。获奖者须在6个月内在斯德哥尔摩就获奖作品发表一次演说。1901年法国诗人苏里·普吕多姆第一次获文学奖。新时期以后，中国作家们开始关注这个奖。自然地，也就把目光对准评委马悦然了。
马悦然1924年生于瑞典，他是瑞典学者、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高本（(1889-1978）的弟子，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18位诺贝尔奖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评委中唯一的一位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方面颇负盛名。1948年，马悦然曾经来到中国，在四川呆了两年，收集重庆、成都、乐山等地的方言。诗人方敬1947年从贵州到重庆。我曾听方敬说起，有一段时间他和马悦然是邻居，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
因为是唯一懂汉语的评委，所以对这些年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无缘的状况，许多人对马悦然有微词。我记得1992年在北京举行艾青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与会的苏联作家、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费德林用汉语作大会发言。发言人都是坐着宣读论文的，费德林却站着讲话。主持人一再示意他“请坐下”。费德林刚坐下，又不安地站了起来，耸耸肩说：“怎么能坐着讲艾青呢！”全场大笑。费德林在讲话中说，艾青完全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接着对马悦然说了一些不恭敬的话，并且说，他和马悦然见面时当面向他说了这些话。
客观地说，马悦然其实一直在努力。这次莫言获奖，《成都商报》采访他时说：“有些人感到意外。”马悦然说：“我对你的意外感到意外。”据媒体报道，他最近来到上海，有人问：“你一直肯定中国新诗，为什么诗人没有得奖呢？”他回答：“明年吧！”
马悦然的确对中国新诗评价很好，也翻译过许多诗歌。他曾领衔编辑了巨著《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第3卷是诗歌，收入了他喜爱的闻一多，还有胡适、徐志摩、杭约赫等的作品。我曾在《方敬传略》中提到，马悦然在《关于1900—1949时期的中国文学》一文里，还提到方敬1948年出版的诗集《行吟的歌》，给予好评。近些年他阅读北岛、顾城、杨炼、严力，还与北岛一起编辑出版了《北欧诗选》。
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是个综合问题，显然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有关，也和中国作家本身的观念有关。1988年，冯至、冰心等54位中国作家联合提名艾青，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第3届全国文学奖（新诗）评委会。评奖结束，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所有书记在常务书记唐达成的率领下就近在一家餐厅请我们吃饭。我被安排在主桌。席间，冯牧提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这当儿，主管外事的书记邓友梅就接过话题谈开了。他说，中国要实现突破，马悦然很关键。话锋转到艾青身上：“马悦然给您写了好几封信，可是您根本就不给别人回信。”类似的话重复好几次，艾青却不接腔。我的感觉是，他可能认为，这无非就是西方的一个奖，有这么重要吗？说实话，我有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