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竺家荣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毕业，专攻日本近现代文学，之后在该校任教至今，现为日语学科硕士生导师。从1996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翻译作品——安部公房短篇《狗》开始，竺家荣在十余年的翻译岁月里，翻译了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晓寺》、谷崎润一郎的《疯癫老人日记》、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等数十部作品，佳作频出。说起和日本文学翻译的缘分，竺家荣提到了中国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叶渭渠，说他是自己翻译道路上遇到的贵人，“叶渭渠先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和贵人。是在他和夫人唐月梅先生的提携和关心、指导下，我才有机会涉足文学翻译领域，并有所发展。两位先生对后学晚辈的提携不遗余力。无论研究写作多么繁忙，都念念不忘关心年轻后辈的成长。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一定会想到我。”
提及中国近现代日本文学翻译界，竺家荣说，日本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起着影响和启示的作用。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等日本文学翻译大家为后代日本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他们的严谨、博学、使命感都是我们后辈日语译者必须努力发扬光大的。没有这些优秀的翻译家，就没有今天出版界的繁荣。”
在竺家荣看来，20世纪初至今，中国在译介日本文学上经历了三次高潮，分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8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时期。对于中国当前的日本文学翻译，竺家荣说，目前中国国内图书市场活跃，读者的需求的旺盛等原因推动了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尤其是日本当代文学，在中国拥有了广阔的读者市场，渡边淳一、村上春树、青山七惠、东野圭吾等日本文学在中国畅销，使日本文学热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日本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也越来越迅速，特别是一些获奖作品的译介几乎达到了与日本同步的程度。许多读者发现，原来日本文学也很好看。由某个作家为窗口，而对日本文学发生兴趣。现在日本文学的出版已经达到了和欧美文学比肩的程度。”
而对于文学翻译，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也让竺家荣有着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对于“跨文化中介人”，竺家荣说，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讲，翻译是靠语际间的转换实现的两种文化信息间的转换。翻译既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跨文化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求翻译工作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精通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只有在广泛、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才能不仅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等值。”
除此以外，竺家荣也提到翻译技巧的重要性。她说，翻译最高的境界，应该是技巧运用得恰到好处，浑然天成。加译减译变译意译等翻译技巧，都是只有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才会起到好的作用。
竺家荣在十余年的翻译工作中，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变化。提及渡边淳一《失乐园》从1998年第一版到2010年全译本的变化，竺家荣说，当年由于刚刚开始大量引进外国文学，国家在出版方面对内容的审批比较严，像《失乐园》这样有大量性爱描写作品的引进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尊重中国的国情，出版社方面要求译者做“朦胧化”的处理。因此，在1998年翻译《失乐园》时，对许多敏感的地方进行了适当的删节，“这样做尽管对作者不够尊重，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不这样的话，这部作品就会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此类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充分反映了那个年代译介外国文学时的尴尬状况。”
对于目前中国的翻译出版界，竺家荣也有着自己的感受。她表示，近年来，翻译文学出版市场非常繁荣，选题、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编辑水准也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出版受市场操控和经济利益驱动，也出现了一些选题盲目或扎堆、导致重译、复译过多等现象，“在翻译的走向越来越多的受到市场作用的环境下，尽管也不乏许多优秀译作，但在出版繁荣的表象背后，是鱼龙混杂，急功近利的现状，所以，我曾多次讲过，如今的翻译界是缺少大师、精品的时代。”
对于现存的问题，竺家荣呼吁译者要提高自身素质，社会要提高对译作价值的认识，出版社应该规范合同，而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健全对译作市场的管理机制，“主要是针对盗版问题、滥译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切实负起责任来，严厉打击各种类型的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