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上海站记者陈庆辉
“我饮下晚香玉的苦酒/秋日天庭的苦酒/其中有你的背离酿出的急切的水流”。这是84岁的翻译家王智量新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节选。王智量先生一生坎坷，但勤于学、精于思，虽艰难困苦却诗歌不离手。迄今，他直接译自英、法、俄等国三十多种作品都广受赞誉。
在采访当天，记者发现他家墙上挂着一幅屠格涅夫画像，旁边有屠氏的两句散文诗：“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在他看来，无论过去的经历如何困苦，但现在他是幸福的，“因为有出版社可以出我的全集了，你看，我又开始重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了”，王智量老人拿出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上一版，指着他用红笔修改的每一处字句，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84岁的王智量依然笔耕不辍。
何其芳对他说：《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
王智量从小就对古诗词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读书时代开始接触一些新诗，自己也偷偷地写一些。后来学习外语之后，自然地走进了西方诗歌。
1949年，他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进修俄语，在街角的一个书店，他第一次见到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那还是一本插图单行本。回到北大后，他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一个英译本一句句读，看不懂的和觉得译错的地方，就去请教老师。就这样，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把普希金的这本诗体小说中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
但是，这本他钟爱的书，却成了他的苦难的来源，因为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山区农村，面对未知的未来，他第一次感觉到无力和迷茫。可是在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场合下，他找回了他的理想和坚持。
“1958年的5月里，就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东部太行山区农村的头一天，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第三层里安静极了。”王智量说，“我坐得实在无聊，就去厕所小便。站在那个白瓷便池前正发着呆，忽听得有人走进厕所。我转过身却见所长何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我不敢开口，也不知该说什么。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万万料想不到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忽然间，我的万念俱灰的世界里有了一线光明：我还不是一个已经放逐的、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翻译下去。”
如今，王智量先生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本已两次出版，84岁高龄的他继续着《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版的翻译。
我孤独，但我幸福
王智量先生新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翻译完成两三年，却无人出版。上世纪90年代，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诗的稿费本应按行数计算，但一个出版社编辑却只肯按字数给他千字20元的稿费，他要求增加一元续签合同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另找人“改写”。反观如今的年轻作家们丰厚的收入，他却很释然，“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钱？钱的用途对我而言就是果腹和买书。但我还是要呼吁一下，不能委屈文化工作的人。1952年，我写文章，稿费是每千字6~9元， 60年过去了，物价涨了几百倍，而稿费现在才每千字70元。这样文化事业怎么能发展呢？”
“现在的年轻作家受追捧，出版社更喜欢出他们的书，自然有他们的优势。”王智量先生如是评价，“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他们更有才能，更有希望，而我就是个行将落幕的老朽。但我觉得现在一些年轻作家的文化底蕴太差，他们应该谦虚地提高自己。”
八旬的老人，乐知天命。他平时翻译写作，空余学习画画，还要通过邮件和朋友联系。他称自己是老朽，但老而不朽。然而当打开他的画册，老先生指着一幅仙鹤作品，眼神又暗淡下来：“我很孤独，就像这只仙鹤一样。”此刻的孤独，他并没有解释，然而当记者问到他对幸福的定义时，他的眼神由暗淡变得明亮起来，“我是幸福的，我觉得幸福就是做人有良心。我给学生上课也是这么讲的，这就是我的行动指南。”
《饥饿的山村》记录着一个时代
王智量先生不仅是个翻译家，中文造诣也非常深厚。1998年在澳大利亚生活时，他用了2年时间完成了小说《海市蜃楼墨尔本》。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故事，反映出澳大利亚对于中国人始终是海市蜃楼，无法真正融入。这本书辗转很久都没有出版商出版，最后他的一个学生出资找出版社印刷出版，却遇到了骗子，最终这本书只印了100多本，老人很遗憾。
另外一本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记录了在1960年春天，他被派到甘肃省定西县重灾区去支援春耕，他所闻所见的故事。故事和情节主线都是真实的，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的。老人在回忆往事时，眼泛泪光。
那时他们每人每天的口粮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苦菜团子，外面裹着燕麦和泥土，就像个驴粪蛋。一天，有个50多岁的老太太领了饭团，因为要去上厕所，她就把团子放在了厕所对面的窗沿上，等她出来团子却不见了。“我看到她就这样缓缓地滑倒在窗沿下，没有骂人，拍着腿无力又委屈地说‘我也饿呀！’然后转身慢慢爬回了自己屋子，从那以后再没见她出来。”老人说着，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这件事直到现在都让我心酸，在外面吃饭，哪怕剩下一点东西，我都会打包带回家。”
《饥饿的山村》出版后，他不担心人们不喜欢他的作品，他担心人们都看不见那个时代真正发生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蒙住双眼，那段历史有可能会再次重演。”
对话王智量：翻译人的使命是给别人铺一条道路
广州日报：您对诗歌的翻译是如何把握的？
王智量：把外国的诗歌翻译成中文，不仅是要让读者感受到原作者的激情，还要对我们中国的新诗建设有好处。我们的新诗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格律。当代中国的诗歌有各种形式，虽然也有很好的诗歌，但诗歌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应该有它自己的格律。像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等都是如此。所以我翻译诗歌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按照原来的韵脚来翻译。我翻译诗歌就是希望给中国的诗人提供一个参考，这就是我们翻译人的使命，给别人铺一条道路去走。
广州日报：您想过翻译国外的当代文学吗？
王智量：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选择国外的东西，有两种理由，一种是当代的潮流我要急于介绍的；一种是经过沉淀能给我们东西的作品。而我要引进的恰恰是后者。我曾在国外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国外的新东西我也接触一些，我觉得西方的一些潮流不一定适合我们，也许是我老了吧。
广州日报：对于读书您有什么好建议给年轻人呢？
王智量：最开始可以接触面广一些。比如，大学一二年级可以涉猎各方面的书，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大致粗略的方向，然后给自己建个书目。学习应该像造金字塔一样，基础很广，逐渐收拢，最后进入自己的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走到塔尖，你就会做出贡献了。
广州日报：对年轻人学习外语有什么建议吗？
王智量：尽管我学过7种语言，还翻译过德文海涅，但我现在真正能用到的也就是俄语和英语。我之前在做报告时，学生们让我谈谈学习外语的经验，我就讲了猴子掰玉米的故事。“猴子掰玉米，胳膊下最多只能夹2个玉米，学外语也一样，除非是语言学的工作，最多学两种外语就足够了，再多学也是浪费时间，精力也不够。”
*王智量，男，江苏江宁人，1928年6月生于陕西汉中。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8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退休。译著有《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安娜·卡列妮娜》等。著作有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