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伦：我的“未走之路”

　　本期嘉宾

　　曹明伦，四川自贡人，翻译家，北京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翻译》《英语世界》《译苑》等刊物编委。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翻译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著有《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译有《爱伦·坡集》《弗罗斯特集》等英美文学作品20余种计900万字，论文70余篇见于《中国翻译》等学术期刊及若干大学学报。

　　采访手记

　　（2012年6月9日）

　　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就不断在《外国文艺》《诗刊》上读到曹明伦翻译的英美诗歌。1991年我买到他与罗义蕴、陈朴主编的翻译著作《英诗金库英语最佳歌谣及抒情诗之金库》，这部收录诗歌433首、篇幅达1200余页的大书堪称80年代翻译诗集里的篇幅之最。卞之琳先生评价此书时坦言：新时期的翻译家们完成了“五四”以来中国翻译家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

　　6月9日下午，笔者在公行道一侧的小区里，与曹明伦先生进行了4个小时访谈。我曾读到翻译家江枫对曹明伦的评价：“作为一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和多年教学经历的翻译学者，如果不是个子高了一点，就可以说已经译著等身……”江枫此言不虚，他一望即知是知识渊笃的学人，涵养极好，单是他书架上陈列的自己出版的翻译版本，就有四五十种。曹先生记忆力非常好，他记得总共有442首，16467行，他不经意就背诵了30年前自己和一位教授的“和诗”；谈及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影响的《弗罗斯特集》，他清楚地记得《弗罗斯特集》是16467行，司各特的《湖上夫人》共4959行。这样的记忆力，固然有禀赋，关键在于他还有一套方法，那就是在日历本上逐日记录“工作流水账”，几十年不辍。他坦言，这样的工作流水账学自鲁迅，让历史、让流逝的时间变得清晰。

　　多年前，诗人欧阳江河的《汉英之间》，透露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与哀痛，具有一种纵深的文化焦虑，移之于曹明伦未必恰当。他一直置身“汉英之间”， 没有认为汉语具有那种“无所适从的无奈”，他不发空谈，而是身体力行，提出了独具枢机的“翻译之道”：翻译概念的发展只是其外延的增加，而非其内涵之质变，因此翻译的本质属性并未改变；他重新审视了翻译的目的、任务及其标准，首次提出了“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概念，首次区分了翻译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为”，证明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永远不会过时，尝试性地规划了翻译学的学科范围，明确了翻译理论的位置，把它与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一道作为构成翻译学的三个有机部分。他着眼于当今汉语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指出了其互构、互补、互彰和谐关系的“翻译之道”。

　　“当我停止崇拜并开始记忆的时候，生活于我才真正开始。”这是曹明伦翻译的美国作家威拉·凯瑟的格言和信条。从事了30年翻译，曹明伦对我讲了一个比喻：我就像在田野里种花的农人，荣辱沉浮，白云苍狗，都会过去，自己陶醉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生命的交融，也陶醉于花的美感。有人来了，他们欣赏花香，赞美花的美丽，这就是我劳动的价值所在，但我不卖花，更不会折断一枝。

　　这话的深层含义在于，他用英语之手采撷的花，翻手为云之际，他展示出来的，那是根植在汉语语境中的鲜花，不但根须宛然，还带着晶莹露水。他拈花，他微笑。默示预测性于心，昭示于人，这已经足矣。

　　对话

　　翻译之道更是传播之道

　　人迹稀少的“未走之路”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所有著作里，无论前言、后记，绝少提及你的人生以及治学经历。可以谈谈吗？

　　曹明伦（以下简称曹）：其实一切有迹可循。我父亲曹征于1943年11月2日在重庆参加抗日“青年军”，后开赴缅甸战场。我由此知道了一些夹在英语、汉语描述之间的各种残酷战斗，幼年时对英语就有好感。我是自贡蜀光中学初70级的，即便在“复课闹革命”阶段，我功课也是门门第一。初中毕业后，有个同学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介绍我到宜宾柏溪镇修筑到安边的铁路。超强的体力劳动没有打垮我，我们扯起喉咙唱山歌。但接踵而至的寂寞里，最后发现“山是凉的，水是凉的，连姑娘的歌声也是凉的”，我在寂寞中学会思考问题，尤其是思考人生。

　　18岁我下乡到眉山，一年挣3000多工分，我当上了生产组长。我把中学的课本都带到了农村，一直在温习。1973年有过一次高考，我以全县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一所医学院录取。想一想吧，鲁迅、郭沫若都是弃医从文的，也许在他们之后还会有一个曹明伦呢。后来“白卷英雄”张铁生改变了我的命运，经“群众推荐”的一个人顶替了我，我的“文学接班梦”就此破灭。

　　记：打击有点大吧？

　　曹：当年7月，辽宁考生张铁生在考试试卷背后写了一封为自己成绩低劣辩护的信，引发一场风潮。针对他的观点，我写了一封万言书，认为人类文化是有传承的。这信我投寄给了四川省团委，两位团省委干部压下了此信，但他们记住了我的名字，还通知我参加文学改稿会。我那时在地方上已发表诗作，后来我的诗歌《雾》发表在《四川文艺》上。

　　记：你参加1977年的高考，如愿以偿进入大学。当时学的是英语吗？

　　曹：我有文学梦啊。进入师专中文系17天后，我觉得太乏味了，就决定转到英语系。8个月就提前毕业了，学校决定让我留校任教，由此开始了文学翻译。你得到的，取决于你的向往。那时，多少读者为英美文学作品如痴如狂，我的确萌生了成为作家、成为翻译家的双料念头。但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是谁？

　　曹：大诗人孙静轩。1981年他到自贡来散心，与我巧遇。白天我上班，他在家读我的诗作和翻译作品；晚上他与我抵足而谈多日。那时我已经在《红岩》《外国文学》《诗刊》上发表《没有祖国的人》等译作了。孙静轩认为，“写作下去，你会成为二流作家；但专心于翻译，你会成为一流译者。”这话对我震动很大，就像弗罗斯特的杰作《未走之路》所昭示的……我感谢孙静轩的相知。

　　记：你的译本洁净流畅接近口语，那是弗罗斯特在汉语中知名度最高的诗。后来你负笈北上求学，又曾赴美国访学，均是在一条人迹稀少的路上行走。

　　曹：《未走之路》迄今有十几个译本，我翻译于1985年。早期译本收入我翻译的《弗罗斯特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修订稿收入拙译《弗罗斯特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后被编入台湾“教育部”审定的中学语文教材第6册（台湾南一书局2006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我把第一条路留给将来！”“在某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我的人生选择，其实蕴含在纸上与现实的“未走之路”之间。

　　“吃螃蟹”与原创性翻译

　　记：你翻译的3部司各特佳作，均是“填补空白”的汉译。你是怎么考虑选材的？

　　曹：北大一位教授见到我翻译的《湖上夫人》后，来信致意，觉得自己的译品无法超越，就放弃译司各特了。作家李锐曾经讲过：“文学史只尊重独创者”，这句话对我有很大启发。虽然文学翻译史不仅仅尊重原创性翻译，但原创性翻译肯定始终都会受到尊重。

　　1995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由我翻译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原版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之一。原书共1408页，收入了爱伦·坡一生创作的全部文学作品，计有诗歌63首及一部未写完的诗剧（共3205行）、中短篇小说68篇（含残稿《灯塔》）、散文4篇、长篇小说两部（含4.8万字的未完稿《罗德曼日记》），以及长达7万字的哲理散文《我发现了》，此外还附有详尽的作者年表和版本说明。我译《爱伦·坡集》共1520页，计107 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爱伦·坡作品中译本，其中62%的内容为国内首次译介。由于该书是中美签约项目，美方要求对原书内容不得有任何增减，甚至连译者加注也受限制，加之该书从签约到出书只有两年半时间，我翻译了498天！这一期间，我夫人很是委屈，因为我开口闭口都是爱伦·坡。当时我完全沉浸在坡的世界和心境里。

　　记：《爱伦·坡集》之后，你又翻译《弗罗斯特集》《威拉·凯瑟集》等，均列入“美国文库”，也是填补空白之作。

　　曹：翻译家马海甸在香港《文汇报》上称，我翻译的《弗罗斯特集》的出版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值得写上一笔。弗罗斯特对诗译家说过一句大不敬的话：诗歌翻译就是译诗过程中失去的东西。马海甸认为，这句话起码不适用于本书，“曹译不但把弗氏的精神大致保持在译诗之中……而且维持了与原作相近的诗歌形式”。其实，整套“美国文库”中只有我一人独自完成了三位大师的译作，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审查专家给予我的3部译作A的最高评级。

　　重译文学名著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爱伦·坡作品的重译本中就不乏优秀译本，有的为先前的译本拾遗补缺，勘谬正误，有的则彰显译者个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学性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重译本中也存在一些不规范、不和谐、不科学的现象，更有甚者，有人打着翻译的幌子，实则使出剪刀加糨糊的伎俩，大行剽窃之事；还有的书商请来几个粗通外语甚至不懂外语的人，将别人的现成译本交给他们，对行文稍作若干改动，买个书号就推出“新译本”。鲁迅先生赞赏“第一次吃螃蟹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但没有原创性，甚至干起了抄袭的“流水线翻译”呢？

　　记：英语是最为普及的外语，但真正从事英语文学翻译的人极少，为什么？

　　曹：我曾在讲座里说过，“赚钱”也可以作为翻译目的，虽说不高尚但也无可厚非。大量外语系的毕业生总是希望避难就易，在口译里谋到金饭碗，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坐冷板凳搞笔译，尤其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文学翻译。翻译家裘小龙是卞之琳的学生，他翻译叶芝的《当你老了》脍炙人口，我还是此诗的“译校”。卞先生给他布置的作业，就是每天必须写出一首诗。这样的训练，如今有几个博士可以做到呢？我给学生说，学好翻译，你首先至少得写出动人的情书嘛。

　　“信、达、雅” 标准仍应尊崇

　　记：你提出翻译的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的区别何在？

　　曹：我反复强调：为本民族读者奉献读之有益的译作，为本民族作家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这是我翻译的文化目的。而要实现这一文化目的，首先要实现翻译的“文本目的”，即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作为翻译者就要尽可能使源语语言与目标语语言意义相近、功能相当、文体相仿、风格相称。翻译的“文本行为”是：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当今学者们往往盯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却忽视了译者摆脱制约所采取的策略。译者要对翻译之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有清晰的认识，以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立足”为限，以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为限。翻译之文本目的乃译者的根本目的。实现这一目的则是译者的根本任务。

　　记：你如何评价严复的翻译标准？

　　曹：我不认为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已过时。我同意叶君健“不失为比较切合实际，比较科学，比较容易掌握的翻译标准”的观点。我明确承认，严复的翻译标准是名正言顺、无可厚非的，也是翻译工作者应尊崇的标准。

　　记：在翻译过程中，你心目中是否有一个文本范式？

　　曹：文学翻译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作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境，自然有不同的文本标准。我心目中，一直把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视为一个榜样。

　　记：今年是你的耳顺之年，你还有什么打算？

　　曹：中国文人往往受“一本书主义”影响，这种影响会制约个体生命的创造力。一本书远远无法覆盖一个创造性的灵魂。我现在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教学和指导学生上了。我希望我的学生中至少有三人今后能超越我，我是说在翻译方面。我还要工作几年，退休后我打算继续翻译，至少要为中国读者增加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汉译本。这是我早年就有的想法，但愿今生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