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
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后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一些网站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来说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
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资中筠文，摘编自《士人风骨》)
能以“先生”称呼之而无须愧色的当代女性，资中筠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之一。从早年多从事外交、学术工作，到近来针砭时弊、忧国忧民，她的学人身份备受敬仰。资中筠的五卷自选集出版后受到瞩目，这一卷《士人风骨》所收可以说都是谈知识分子问题的。
知识分子该如何认识自己，认识历史，也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接着“五四”精神，知识分子该如何在废墟化的场地上重建起对道统的担当?资中筠的《士人风骨》正是她对时下知识群体的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