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如何全面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列举一个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然而却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例。
2007年8月，我参与了第十三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大会邀请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讲座教授约翰・塞尔作主题发言。在演讲开始前，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向他询问“您知道哪些中国哲学家”时，塞尔断然说了一个“No”。然后也许出于礼貌，他马上又结结巴巴地加了一句，“我知道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这说明，与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在中国所享有的广泛知名度相比，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为西方读者所知。
众所周知，中国在历史上素有“中央帝国”之称，也即中国人总是自豪地把自己所生活的地方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其他地方，包括欧美国家，则都是“蛮夷”。当然，这与中国古代，尤其是“盛唐时代”的繁荣强大不无关系。但曾几何时，欧洲经过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其现代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到了19世纪末，已经有若干个世界列强出现在欧洲和北美。而相比之下，在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的中国则大大地落后了，大片中国领土为西方列强和日本占领或殖民。西方列强一方面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包括文化资源，不断将其文化输入中国，试图在文化上也将中国“殖民”。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不满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落后和腐朽，主张通过大面积地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和思想来达到对现代化的认同。这样不遗余力地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学作品一方面繁荣了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市场，另一方面却给国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掌握西方的思想就掌握了真理，懂得西方文化就等于懂得世界文化。实际上，我们这样做所产生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为本来就已有之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推波助澜，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的文化译介的“失衡”状态。
我们都知道，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昌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时，政府能有何作为来推介自己的文化呢？这就是所谓的“弱国无文化”的原因。难道弱国果真没有文化吗，还是难以将自己的文化推介出去？当大多数人们连起码的温饱还未达到时，有谁还有精力去享受精神文化成果呢？只有那些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文知识分子才洞察到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出了毛病。于是就把目光转向地球上的另一些区域，在那里，现代性的进程使国家早早地进入了小康社会，人们不仅享受物质文明，也有时间和精力建设精神文明。而对于落后的国家，这就是最好的榜样，于是就有了向西方学习进而逐步演化为“全盘西化”的局面出现。这就使得我们不惜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和技术，而无法顾及推介自己的精神文化产品了。虽然在现代中国，纵有辜鸿铭、林语堂和冯友兰这些学人在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奋斗，但他们所发出的微弱声音是很难为西方主流学界听到的，他们的努力较之国内对西方文化的大面积翻译显得实在是微不足道。当然，在西方，也有一些传教士和汉学家不断地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译成西文，但也仅仅吸引了为数极少的精英知识分子，而广大普通人民则根本无法甚至无须去了解中国有哪些人文思想家和文化艺术作品。他们只是享受自己的生活，对西方以外的世界根本不屑一顾。可以说，“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这就是翻译的失衡造成中国文化难以走出去的第二个原因。
那么是不是一旦了解了翻译的失衡原因后，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就可以使中国文化顺利地走出国门了呢？我看还有另外几个因素。
首先，文化的发展繁荣与经济的昌盛未必成正比。目前在西方世界，确实出现了某种类似“中国热”的现象，但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希望从中觅到能够使西方世界摆脱出危机的灵丹妙药，而非是中国文化。
其次，就是翻译的质量和可接受程度。我这里并非是说中国的翻译质量一定不好，而是更强调西方翻译界和出版界所坚持的翻译原则与我们的翻译原则的差异。众所周知，由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无论从语言忠实的层面还是从对中国文化真谛的理解都算是上乘，但为什么就其销路和影响而言远远不如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的译本呢？当然霍克斯的译本质量也算上乘。通过与英语世界的多位翻译家和学者讨论，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英语世界所提倡的翻译风格是“归化”，也即无论什么作品，只要译成英文，不管字面忠实与否，如果不能为普通读者读懂，那就必定被图书市场冷落。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红楼梦》英译本遭遇到截然不同的两种待遇的原因：前者大多放在大学图书馆里，仅为一些东亚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所查阅和参考；而后者则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个大小书店，甚至在一些飞机场的畅销书书店里也能见到。
再者，西方文化市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就进入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文化艺术产品有着多种选择，尤其对于外国文化艺术产品就更是如此。比如，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远离他们现在的生活，很难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而当代文学作品又缺乏优秀的译本，即使有为数不多的译本也很难产生较大的影响。如前所述，西方人更关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文化则显然居于次要的地位。所以我们的大力推介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种推介必须做到中外结合，也即让西方的汉学参加我们的翻译，让西方主流出版机构出版这些译本，这样才能使翻译出来的中国作品顺利地为图书市场所接受。我想，只有考虑到上述诸方面的因素，我们才能顺利地确保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进入世界。（王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