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匈牙利，偶然，在国内网上读到一则新闻，讲的是马尔克斯自食其言，终于将《百年孤独》授权给中国某家出版社，十年前他来中国后曾撂下句狠话，说死后150年内不许卖给中国版权！原因是，他在中国看到了许多盗版。
盗版可恨，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盗版情有可原。一是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即使盗版也无所谓盗版，就像鲜花不能告蜜蜂强奸；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若没有盗版的《百年孤独》，中国当代文学会逊色许多，至少《红高粱》和《白鹿原》很难写成现在这样；三是那时代的人要比现在的人更尊重作家更敬畏文学。说句话粗理不粗的实在话：那时代的盗版不仅是读者的荣幸，也是作家的荣幸，因为让作者在最好的时机遇到了最好的读者。难怪不久前在北京，当略萨看到小说家徐小斌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83年版的《绿房子》时，不是愤怒，而是感慨，他说要是早知道自己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崇拜者，真应该选择在这里生活。
当然，1992年后的盗版另当别论（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组织），确实该诛该伐。不过，即使在1992年后，也并非所有作家都有马尔克斯的火爆脾气，比如凯尔泰斯，就温和许多。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奖后，我花两年时间翻译了他的四部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2007年夏天，我去柏林看望他时，特意带去一份特殊的礼物——我回国探亲时在北京大学院外一家旧书店里淘到的盗版《英国旗》。辨别真伪并不难，因为我的译本封面上有凯尔泰斯的烫金签字，扉页用的是有“作家出版社”水纹标记的特种纸；而盗版本除了烫金变成了乌褐色，扉页用的是普通纸外，比原版还少了一页。
在柏林的凯宾斯基饭店咖啡厅内，当我将盗版《英国旗》送给老人时，他兴奋的神情溢于言表：“真的吗？简直不可思议，我的书居然也有人盗版！”要知道，凯尔泰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近十部作品总共没卖出7000册。当然，我千里迢迢送盗版书给他，并不是想跟他告状，而是向他证实：在中国，他的读者远远多于版权页上所写的印数。在那一刻，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未从法律和经济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欣慰于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在去雅典途中，我还兴致勃勃地跟朋友们讲，凯尔泰斯不仅欣然收下了盗版书，而且反过来请我在扉页上题字：“感谢您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的堕落作证。”甚至，我还跟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希望哪一天能有人盗版我写的书。
但这事还真就是遇上了。上网，再看两条有关马尔克斯“食言”的后续新闻，为他通过授权打击盗版的明智感到宽慰，然后闷声发笑地读了一条颇有娱乐色彩的社会新闻——“带套强奸不算奸”，最后，我登录到邮箱，删除了一堆垃圾信件，并收到一个让我愿望成真的消息：一位热心的笔友来信告诉我，去年我在台湾出版的译著《摘郁金香的男孩》，在国内刚出了简体版，不过译者并不是我。我赶紧上当当网查了一下，果真发现：这本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叫“刘丽洁”。
《摘郁金香的男孩》是匈牙利青年作家德拉古曼的代表作，已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前年，台湾的圆神出版社从作者的美国代理那儿买到版权，并出于对作品的尊重，几经辗转通过匈牙利播种出版社负责人找到了我，请我直接从匈牙利语翻译。就这样，我和编辑蕙婷开始了一段默契、愉悦、从未谋面的合作。译稿完成后，蕙婷参照英文版进行了校对，对我的译文十分满意，并就两个问题与我商量：
一是书名的译法。无论匈文版还是英文版，原名均为《白色国王》，蕙婷说出版社想走温情路线，突出书中的父子亲情。于是我将书名改为《摘郁金香的男孩》，并在序里强调了郁金香的象征意义。二是名字的译法。最初，我按大陆的习惯采用音译——将主人公的名字译为“扎塔”，后来采纳了蕙婷的建议，尊重台湾人的习惯将译名汉化，改成了“嘉达”。
这本书于去年3月份在台湾发行，蕙婷的细心尽职让人感动。她不仅将样书寄到布达佩斯我的住处，并发来几张在台宣传的资料照片，让作者和译者放心满意。几天前，我就简体版的事情写信给她，她表示不知，没听说大陆出版社买了我的翻译版权，因为如果买了，简体版的译者理应是我。
莫非简体版是重译的？我上网搜了一下“刘丽洁”，只查到她翻的一本美国小说，而且出版方也是中信出版社。如果说刘丽洁从匈语重译，她十有八九是“宋瑞芬”类的“最牛翻译”（因为国内匈语圈里绝无此人）；如果是从英语重译，那就奇了怪了，放着现成从母语翻译的版本不用，为何要从英文翻译？唯一的解释是：可能是嫌我译得不好。问题是，既然重译，为什么要抄袭我的译本？别的不说，刘丽洁译的书名居然也为《摘郁金香的男孩》，主人公的名字也一模一样，译成“嘉达”。如果真从英语译的，这种“智力巧合”也过于夸张。
昨天，我跟作者德拉古曼通电话，他听了表示不可思议。他说他的版权代理确实告他已卖出了大陆版权，但他想当然地认为该用我的译本，并说他只认我的译本。要知道，希望从母语翻译自己的作品，对作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愿望。我反过来苦笑着劝他别生气：“这对你来说没什么损失，因为那肯定就是我的译本，连书名全都原样照搬，可见是非常敬重我的。问题是，他们给我起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名……”
这让我很郁闷，心里堵得喘不过气。尽管我在国内受到了跟马尔克斯、凯尔泰斯相似的“礼遇”，但丝毫没有幸运感。我既没有马尔克斯脾气（毕竟有出版社为他埋单），也没有凯尔泰斯的温和（毕竟读者知道在读他的作品），而我，只是个翻译，遭到了“强奸”，而且是——带套式强奸。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翻译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命运无常》，艾斯特哈兹《一个女人》《赫拉巴尔之书》等，德拉古曼《摘郁金香的男孩》，巴尔提斯《宁静海》。著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和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欧洲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