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加拉罕宣言”不具有正式的国际法意义，它是用一种政治鼓动的形式，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种（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说)愚弄。苏俄日后并未兑现“加拉罕宣言”，斯大林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法文文本翻译错了。
凤凰卫视2011年6月2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周年的纪念，这个党在发起之初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和农民，但今天他们的成员已经涵盖了中国所有的阶层，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革命”曾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三大革命之一，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有二十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并列。
那么当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这还是从“俄国十月革命”来讲起。
解说：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当时因为通讯原因，中国对此反应很慢，首先向国内发出这一消息的是北洋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力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张玉菡（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馆员）：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呢，我们中国人的反应呢就是说呢，俄国是大政变，都是说都是称为这个过激主义，当时称为这个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为过激派，而且呢俄国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呢，然后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非常恐慌，那么它们还甚至组织了这种军队，然后就要去把这个俄国，想去扑灭这个共产主义之火。
解说：当时，俄国的新生政权自顾不暇，忙于应付欧美列强的军事干涉，根本无力考虑乌拉尔山以东的事情，不久中国人在上海的外滩码头上看到了成群的白俄从欧洲轮船上下来。
王外马甲（民间学者）：那么俄国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两个，第一个来了一大堆能花钱的白俄人，来了一大堆带了一大肚子，各种各样奇怪理论的穷的白俄人。
解说：日后，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但当时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那“一声炮响”送来的只是这些“白俄”难民。
王外马甲：中国在当时并从来就没有把俄国当做自己的可以可能效仿的对象，因为俄国有两个毛病，第一个野蛮、粗野，第二个俄国是个战败国，大家就认为这俄国简直是一个和中国，甚至还不如中国的这么一个国家，特别是在1917年这个时候呢，效仿美国的这一派势力正在（中国）茁壮成长起来的时候，因为第二批的留美学生回来，逐渐担当大任。
解说：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很小，中国的知识人正在忙于寻找属于本民族的启发民智之路。
1917年，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里读书，并忙于向父亲解释自己为何乱花钱，毛的父亲将他花钱买书报的行为视为浪费，当时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杂志正是《新青年》，它的创办着是新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新青年》鼓吹用新的文明作为这个国家的价值标准，用科学和民主替代迷信和专制。
韩钢（专家）：其实陈独秀早年创办《新青年》，不问政治的，他的发刊词说得非常清楚，也有人批评他不问当下的时政，那么你在整个社会上你的责任到哪去了，其实他不在乎，他就认为我们看到的政治实际上并不能简单地去靠我们的某种什么行动去改变，而是要靠，还是要靠改造我们的文化。所以他这有思想的启蒙嘛，他认为首先还是一个改造思想。
解说：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效果传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庆祝过胜利了，北京家家张灯结彩，市民们冒着严冬提灯游行庆祝，热衷新文化的年轻人们对欧战结束更是充满期待，中国曾派遣二十万劳工赴欧协助抗德，理应享受战胜国的战果。
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日后这样回忆。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
张鸣（专家）：哎呦，当时中国高兴啊，北大放假三天啊，蔡元培组织一些教授，拉着学生到天安门演讲啊。三天啊，在那演讲三天啊，狂欢啊，大家提灯庆祝，把那个克林德碑给它拆了，公理战胜强权，中国人呢对这个“一战”胜利寄托了特别大的希望，咱们对巴黎和会期待很高，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局面改过来，我们呢能不能尊重自主地位，巴黎和会之前呢，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威尔逊呢，又发布了十四点声明，就是十四点声明有一点，就是要求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所以中国人很高兴啊，这个大国之中有人主持公道了。
王外马甲：那么这时候中国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威尔逊总统身上，威尔逊是一个很重视知识，很讲道理的一个学者型的总统，，那么他的这个人格和他代表的国家，刚好符合了中国亲美的这一批人的所有的一切的愿望，而且认为美国一定能做到。
解说：本来中国期望收回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及山东的权益，但在巴黎和会上，学者型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无法抵挡英法政客们的进攻，最终妥协。
王外马甲：就是要分，就要分脏，所有的东西都战利品，就是分，美国人他，他总统是想这样的，但是它这里头，国家，国会其实不同意的，所以呢就是还是分脏，日本人我要的又不多，我额就是远东这个利益你必须给我，这是我打下来的，所以山东的这个权益不可能还给中国，人家日本就要分这个。
解说：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消息传来，中国举国哗然，“五四运动”爆发了。
王来棣（《中共创始人访谈录》作者）：当时就对那个性、法国、美国，就是非常地气氛，当时那个李大钊同志写的文章就说，现在是“强盗世界”，这些人都是强盗。
解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学潮，学生的示威再次强化了传统儒家教育中学术精英的威望，这些精英们只不过换上了现代装束，与这些抗议行动相伴的，是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失望。
“五四”学生领袖张国焘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公理，中国人除了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
王外马甲：巴西和会之后，这一个愿意帮助中国，而且中国人寄予他那么大希望的人没有帮中国人做到，那么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感到一个迷茫，就是说失望，也就是失望，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说这些大知识分子，顿时找不到了理想的依靠，那么我到底信谁好。
解说：1919年7月，苏俄外交事务全权代表加拉罕突然发表宣言，说苏维埃将放弃旧俄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真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黄修荣（专家）：所以这个宣言一发表啊，确实对中国这个影响很大，因为中国一百年呢，都是受帝国主义西方的那个掠夺、压迫、侵略，当然沙俄它弄一些东西，特别领土是最多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如果都还来了，无偿地还给中国，那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大众一听，确实觉得“十月革命”确实不错啊，过去抢的东西都还给我们。
王来棣：原来是我们就是学美国的，现在一下子把这些人就是，是坏人，是强盗，就苏联是我们好朋友。
解说：“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早在一年前就在欢呼苏俄革命的胜利，他写道。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的发展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王来棣：我们要学苏联，当时实际上对苏联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不要说是一般老百姓不了解，一般的学生不了解，就是这个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发起人啊，他们也不了解。
韩钢：真正俄国革命是怎么回事，其实不要说当时的青年，就是到了（一九）八九十年代，我们也都还不了解，最近这些年来随着俄罗斯档案的开放，然后研究的深入我们才搞清楚，俄国革命是怎么回事。
解说：苏俄当时之所以发表“加拉罕宣言”，实际上是为了争取中国的好感，避免武装干涉，巩固东部的国防线。
顾则徐（民间学者）：那么“加拉罕宣言”，完全是种策略性的东西，实际上对列宁来说，当务之急要解决是边境问题，以求得政权的巩固。
“加拉罕宣言”不具有正式的国际法意义，那么它呢是用一种政治鼓动的形式，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种，现代来说，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说，就是愚弄。
解说：苏俄日后并未兑现“加拉罕宣言”，斯大林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法文文本翻译错了。
顾则徐：因为它当时革命刚成功，需要人家帮忙，需要人家支援，那么自己生死存亡的那个关头，那么有人帮助所以才生存下来，那牺牲一点是不是可以，我觉得呢当然是可以的，后来随着苏联的那个，俄国的政权越来越巩固地那么它觉得这个必要性呢就越来越小，同时呢民族利己主义的东西啊就逐渐抬头，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不还给我们，你说了你为什么不兑现呢。
王外马甲：我们且不说“加拉罕宣言”啊，它最后兑现了多少，但是在当时给中国人的自信心，那种生存下去的那种，那种愿望给了击打的鼓励，中国人突然觉得这个苏联的革命，它似乎是个好的，肯定是个好东西，因为有了苏联的革命，才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政府，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政府，才会出这么好个宣言，所以很多人才开始感兴趣说，这个苏联革命到底是什么，才使得很多很大牌的（中国）学者，开始很大张旗鼓地去研究苏联的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发展，如果从大概念上，你可以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给的，但是如果从更确切的角度上来讲，更真实的角度上来讲，它是“加拉罕宣言”的好感送来的。
解说：当时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这样回忆，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款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角落，但俄罗这种论调，仍然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
1889年，李大钊生于河北农民家庭，父母早亡，被姐姐带大，及长，变卖仅有的家产进入现代学堂求学，1903年负笈日本留学，1918年二月获聘管理北大图书馆。
黄修荣：他平时的为人是很包容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则是泾渭分明的，本身的那个性格呢，具有河北那种义士的那种一面，非常的刚毅，李大钊呢他的文化功底不怎么好，但是这个人干事情非常扎实，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跟周边关系不同的人，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好。可能就是因为他这种为人能够接受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才获得做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这么一个职位。
解说：李大钊并非《新青年》撰稿者中最一流的人物，他与陈独秀、胡适的影响力有所差距，但他是新文化阵营中唯一的一位北方人，性格醇厚温良，人缘极好，张国焘这样回忆。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做较有系统的研究。
王外马甲：那么所有知识分子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基准点，中国已经糟透了，用中药已经治不好中国的病了，非得用西药不可。那么关键你要吃哪一服西药。
黄修荣：所以当时在中国，最好卖的书就是翻译书。
王来棣：你像那个邓颖超那个采访里面，我们也涉及这个问题，因为她们那个“觉悟社”也是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连自己名字自己的姓都不要了，因为抽签抽到号码，一号到五号（作名字）。她们也不知道无政府主义是什么，也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从国外来的就模模糊糊地反对这个压迫的，反对剥削的，所以就觉得这个也蛮好。
解说：在所有这些学说中，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最科学的社会学，“五四”后越发受到知识界青睐，当时哲学家张东荪这样说。欧战结束前，几乎没有人谈社会主义，但欧战结束之后，讨论社会主义成为潮流。
顾则徐：马克思主义其实它是希望很急促地发生一个剧烈的社会动荡或者说社会剧变。
解说：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著作一改从前的晦涩难解，变得简明易懂起来，似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中国和他自己都提供了一个坐标，一切都变得非常简明，一种有理论依据的革命运动将从此诞生。
顾则徐：因为知识分子他都要经世致用嘛，他老强调这个就是你要管用，它不是一个像欧洲那样经过很长，像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慢慢地有一个国民性的改造以后，然后我去对政治也好，社会也好，这种理念作出一个选择，没有这个过程。
黄修荣：北京有两所并驾齐驱的很威风的学校，一个北大一个清华，但你发现，为什么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呢，对苏联感兴趣的都集中在北大了呢，清华呢它叫什么呢，它叫留美预备学校，那么这里头的人呢，他本身就是比较亲美的，那么相对来说留日的，或者说是这个和美国没多少关系的，这些人呢肆无忌惮地去拥抱新的一种学说，在北大形成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堡垒，由美国培养过的，有美国背景的教授，他就对共产主义呢，他就有所顾忌或者说有所保留。
陈晓楠：中国最早欢呼“十月革命”的，其实并不是李大钊，而是上海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劳动》杂志，无政府主义当时呢对中国知识界影响至深，“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曾被他们看成是反专制、反权威、反战争的胜利，但是当新生的苏俄政权开始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骂苏俄布尔什维克是吃人的强盗，当然也有一些人发出了不同意见，李大钊就认为革命镇压，乃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必要过程。
解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在“五四”之后于《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主义，“主义”只是浪漫的设想，美妙的词汇，它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不用费力去研究那些具体问题了。
秋风（学者）：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说，不承认“主义”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傅国涌（学者）：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其实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姿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要急于找到一条最快捷的来解决中国的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种道路，而不愿意去走一条缓慢的，就是改革的道路。
章立凡（学者）：就像一个大楼，你要把它给安上电灯，你不用说把这个大楼拆掉，你只要把它这个线路给接通了，然后一按按纽，全楼的灯就亮了，这个呢就是他说你借用了一个旧的框架，但是呢你实现了你的制度的更新，他认为这样呢是代价最小。
解说：李大钊反驳胡适到，恐怕必须要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的希望，胡适回答，没有一种灵丹妙药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难题，每个问题必须分而攻坚分而解决。
韩钢：一看就是胡适不一样，受过非常丰厚的西学的浸染，他是一个把学理搞透了以后，然后去选择一种理念，然后并不是说我在当下要参与，直接参与某种政治，而是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启蒙的东西，而且就是解决问题，也要从非常具体的问题解决起。
解说：但胡适的理性质疑，挡不住青年人“根本解决”式的狂热，时，正在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这样回忆。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王外马甲：保姆或者共产党的助产士，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李大钊，一个是陈独秀，这两个人当时都在北大，都在北京，那么但是这两个人，他事实上对于共产主义的接收方式，他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把他们两个分为理论派和行动派，李大钊这个人他善于组织人来研究，这时候你找，在整个中国找一个共产主义的教师爷，他找不到的，这时候中国最需要是一个共产主义研究的组织者，那么自己创建纲领，要使一个理论变成一个实践政党，一定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做，那么这个人呢就是陈独秀，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呢很有才华，他有自己的创造力，那么这种人他又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有时候事情还没弄太明白，他就先动手了，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远远不如李大钊，但是他比李大钊更早地喊出了一句什么话呢，工人、学生、军队合起来直接行动。
解说：此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坐不住了，“五四”之后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太坏，已经等不及思想改造，自己非要直接行动起来不可，“五四运动”后的一个月，陈独秀因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散发传单而被捕，他的传单是《北京市民宣言》，上面说我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
陈独秀被捕次日李大钊和胡适等人便开始四处活动营救陈，北洋政府最后迫于压力，三个月后释放了陈独秀。
王外马甲：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陈独秀就受到政府啊，还有各方面的压力吧，他就不得不去南方，他这一走，对于北大来说是一个损失，但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是一个契机，因为它从此导致了一北一南两大领袖相互呼应的这么一个局面。
解说：与陈独秀一同到达上海的，还有他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胡适后来在自述中这样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朱洪（学者）：他在这个坐牢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是不同的，他在这个坐牢之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十月革命”是平民欺压贵族，那么他坐牢以后他就说，这个“十月革命”代表了新世界的曙光，这是你看完全不同的风格。
耿云志（学者）：他本身这个，本身对他很有一种刺激啊，反现实的这个思想倾向，肯定会大大地增长。
胡明（学者）：他的一篇文章1920年了，他说谈政治吧，题目就是《谈政治》，这是陈独秀的一个转折点。
朱洪：他的《新青年》，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了，所以这一点胡适有感觉，也就不给他写稿子了，像钱玄同啊，半农啊，鲁迅还好一点，他们都有个性的。
解说：“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裂，胡适后来这样总结“五四运动”。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余世存（学者）：上世纪第一个十年，确实是应该算两个文化运动，一个是叫“新文化运动”，像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刚开始确实是包括鲁迅，确实是想救人的想立人的，想给中国引进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
“新文化运动”是应该，确实是以5月4号为标志终结了它，一时的一个政治运动，就把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那种长远的文化建设就中断了。
陈晓楠：“五四”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围绕着走哪条道路争论不休，而不久之后苏俄就在列宁的领导之下顶住了西方的军事干涉，初步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重组，而这又一次触动了中国的知识界，他们开始思考是不是以俄为师之后的中国，也能够这样一跃摆脱被人看不起的落后局面呢，也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先进国家呢。
“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苏俄政权也向中国派出了一些秘密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