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ce是北京一家翻译公司的翻译总监。毕业于英文专业的她踏入翻译行列，至今已有4年。熟悉业界情况的她感觉到，人才缺口大、产业结构倒挂、行业监管缺失、薪酬水平低等问题日益严重，困扰着这个新兴行业的发展。
最近，王茜翻译的《赢得输家的游戏》成了热销书，这已经是她翻译的第四本书了。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毕业生，她将翻译作为职业的决定被父母否决，只好做了兼职翻译。统计数据表明，兼职翻译已占中国翻译市场从业人员的90%。
“对比1976年以后中国文学和电影走向世界的过程，就可以看出翻译的困难性。”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蓝诗玲说，中国电影在国外获得很多大奖，中国文学的命运却相反，而这其中翻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将“孟子”翻译为“门修斯”的笑话并非唯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品牌名如“飘柔”“宝洁”等居然大多出自外国。
一方面是中国翻译市场不断壮大，一方面是社会对翻译工作不满日渐增多；一方面是中国不断翻译外来作品，一方面是海外在翻译中文作品时的磕磕绊绊。值得关注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作为职业，翻译处于水平参差不齐的状态；作为兴趣，翻译却风生水起，塑造了新的交流生态。
全球化使得翻译及其相关产业作为沟通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的重要载体，渗透到各个领域，也在促进世界多元化的交融与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国内的翻译市场能否承担起沟通世界的重任，有效地表达中国？汉语言翻译家又能否顺利地介绍一个真实而准确的中国？
国内篇
翻译力量多元构成
当前，中国的翻译市场大抵有三股力量：职业翻译、兼职翻译和志愿翻译。
像Grace这样的职业翻译是翻译市场的最主要参与者。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郭晓勇透露，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成立了各类翻译公司19520家，大约1.5万家正在营业。其中，注册资金在千万元以上的有161家，占总量的0.83%。截至2008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翻译人员有2.7万人。但有业内人士估计，职业从事翻译的人员超过了50万人。
兼职翻译是翻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隶属于任何翻译公司，凭借人脉“接活儿”。上学时，王茜所在的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教育水平较高，许多同学兼职翻译。王茜在朋友的推荐下和出版社接洽，从此走上兼职翻译之路。
王茜的同学也有表现突出的，比如在网络翻译界小有名气的青云。近年来，部分门户网站和一些拥有编译权的媒体合作开展了国际新闻翻译业务，并逐渐成了气候。2008年，索马里海盗劫持世界第二大油轮“天狼星号”时，正是青云发现外媒的报道并及时翻译出来，推动索马里海盗问题成为中国传媒的焦点。
部分纸质媒体也进行国际新闻编译，以丰富版面。这支队伍不算庞大，但由于经过多重把关，稿件质量较高，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和这些有偿翻译不同，一股“志愿”翻译的浪潮迅速兴起。随着网络的普及，许多外语能力较强、习惯阅读外语文章的人们开始自发地翻译外媒文章，包括高校学生、海归、白领等。
2006年11月，3位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创立译言网。作为开放的社区翻译平台，翻译者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发布、品评译文，甚至共同来翻译学术专著，推动它成为“中文互联网上日更新量最大”的翻译网站。
与译言网类似的，还有煎蛋网、东西网等，以及近来名噪一时的“字幕组”。这些网站也试水市场化运作，但大多还没有成型。
产业发展缺乏监管
随着中国加入WTO，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相继举办，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中国文化、经济“走出去”步伐加快，翻译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据统计，翻译服务市场年产值持续攀升，2003年为110亿元，2005年为200亿元，2007年达到300亿元。
但Grace给出一个看似矛盾的观点：“翻译市场看起来不断扩大，实际上在缩水”。随着外语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涉足翻译行业。”结果，由于翻译市场不规范，队伍良莠不齐，翻译质量得不到保证，翻译纠纷案件数量迅速上升。
郭晓勇认为，一方面，受规模和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翻译公司缺少高水平的翻译力量，具有翻译从业资质和经验的翻译人员很少，运作方式也还停留在“家庭式作坊”和“代理商”的阶段，缺乏实力对翻译质量进行审核与控制。另一方面，有的翻译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惜低价进行不正当竞争，然后随便找些外语水平不高的译员敷衍客户。更有甚者，一些基本不懂外语的人混杂在翻译队伍中，单纯依靠“翻译机器”来完成翻译任务。“原来的翻译家是在精打细磨做研究，今天的翻译只是一把简单粗糙的工具。” Grace说。
报酬的低廉让翻译们无可奈何。Grace经手的多是中译外。市场上一般分为3个价码：阅读级别为140元/千字，交流级别为160元/千字，出版级别最高也才200元/千字。外译中的价格更低。“搞翻译，买不起房子、车子，养不起孩子。”Grace说的是行业的悲哀。她的同学大都离开了翻译行业，有的人甚至跳槽到外企，做收发邮件的工作。
2009年，一家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白领阶层进行的薪金调查显示，翻译处于底层，年薪约3万元，而白领年收入的平均数超过了6万元。
“近几年，翻译业迅猛发展，但处于没人管的状态，也缺乏像会计、律师等其他专业行业的规范。”中国翻译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黄友义说。中译协计划今年9月召开2010中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希望制定相关的标准、行规，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翻译资质考核待完善
对行业的监管，有赖于对企业以及从业人员资质的认定。
国内对翻译人员的考核已经初步开始：从2003年起，翻译人员的资格考试广泛开展了英、法、日、俄、德、西、阿7个语种二、三级口、笔译共29种58个科目。这些考试不限制专业、学历和行业，通过即可获得相应证书。
2005年以来，每次考试报名人数都保持在1万人以上。2010年上半年，英、法、日、阿4个语种考试报名总人数超过1.8万人，同比增长16.2%。“小语种考试人数少，通过率高；英语考生最多，但通过率最低。”黄友义说。截至目前，考试累计报名近13万人次，累计合格1.8万人次。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职业翻译是“无证上岗”。
无证上岗带来的一个弊端是由于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在翻译时不能达到普遍的期望值。Grace也用过类似的员工，尽管他们也考过了专业八级，但水平离期望值还有相当的差距。他们只能词对词直译，而忽略了整体含义。
“我把中文著作拿到翻译公司去翻译，结果越翻内容越少。”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遗憾地说，他的工作是沟通中国与国际的遗产保护，时常有大量的资料需要翻译，但有大量的内容译成外文后，说不清楚。“好一点的翻译能译出全文的70%，差一点的能译出40%就不错了。”
人才培养存在缺失
面对国内翻译人才培养现状，黄有义感慨：“过去人们认为会外语就会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高校没有真正的应用性的翻译专业，只设有外国语言和文学专业。”2006年，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3所高校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2007年，15所高校获批开设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有语言研究和实用翻译两个分支。
一个突出的问题随之而来：师资不足。从事翻译教育的老师，必须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但国内这方面的人才还存在很大的缺口。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大部分高校有外语专业老师，但这些老师本身并非从事翻译工作，和翻译依旧有不小差别。今年7月，2010年暑期全国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师资培训班在京开班。这也是首次举办此类培训班。
尽管低端翻译人才屡受诟病，但口译等高级翻译人才供不应求。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全国每年至少需要10万高级翻译人才，相应的毕业生却不足千人。
不过，高级翻译的培养并非易事。从事了多年同声传译的林谷说：“做同传，不仅仅是要快速流利地做翻译，更要快速理解不同文化间的背景，准确翻译。”林谷大学毕业后在英国、美国分别攻读了硕士学位，现在还保留了每天阅读大量英文文章的习惯。
从事了多年外语培训的北京环球天下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司晗说：“大部分来培训外语以留学、出境旅游的人们，往往家境丰厚，根本不可能从事翻译工作。”她所在的环球雅思学校此前尝试开展翻译课程，最终放弃。
为加大翻译人才培养力度，黄友义建议：“第一是既重视高素质的基础性人才，也注重培养应用型的实践人才；第二是要大力推进翻译市场的准入制度，把好质量关，提高总体水平；第三是要大力倡导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
国际篇
在蓝诗玲的印象里，中国文坛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超过了英国。连续10年，中国年均新版译著上万种，《堂・吉诃德》、《红与黑》等外国名著的中译本竟超过20个……这是否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在国外，从事中文翻译的多是大学教授。这些较为精通汉语又热爱翻译的学者往往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中文，向本国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但他们也面临着学术、经济以及舆论环境的压力。
英国翻译家的尴尬
作为历史系教授，蓝诗玲只能在教课之余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读博士时，蓝诗玲翻译了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并走上翻译之路。至今她已经译出了韩少功、朱文、阎连科等人的多部作品。
蓝诗玲说，英语世界比较排斥外文翻译作品。每年英美两国出版的外文书籍只占市场份额的2%左右，法国和德国则分别是27%和13%。
每周有两三天，蓝诗玲都会乘火车从居住地到伦敦讲课，火车上的45分钟是她仅有的中文小说阅读时间。她说如果自己完全自由的话，就可以大量地翻译。“英、美的学术界是很看不起翻译的，认为这对学术没有任何贡献。”蓝诗玲略带无奈地说，如果把时间过多地花在翻译上，就会被同事质疑，让校长生气。
即使有翻译时间，选择翻译作品也是个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图书推介和数字共享资料，国外的翻译家很难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动态。蓝诗玲找到的几本小说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了解了中文作品，联系上中国作家也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工作。这一点，中国作家李洱深有体会。他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被德国翻译家夏黛丽选中并译成德文，畅销德国，也成为2008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送给温家宝总理的小说之一。但起初夏黛丽找了许多朋友，绕了不少弯儿，直到半年之后才将越洋电话打到李洱的手机上。一位意大利翻译家在四处打听李洱时，得到的多数答案是“我不认识李洱，保证中国没有这个作家”。此外，当前国内文学代理人行业尚未得到规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翻译家和中国作家之间的合作。
日本翻译家的困惑
“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发生了分裂：对古代中国无尚崇拜，却对现代中国存在误读。”日本翻译家安藤阳子说，在日本，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人被尊称为汉学家，可以得到从副教授升至教授的机会；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则不被重视。那些翻译家，想改善日本的中国观，却只能在业余时间做翻译。
“由于政府的变动很多，社会不太安定，书店也不景气，都要出版畅销书。” 安藤阳子说，翻译环境不好，导致一些作品的宣传错位。莫言的书在日本的发行广告中就被包装成黄色图书。
她也翻译过一本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起初被不少出版社以“不赚钱”为由拒绝了，最后找到早稻田大学的校长，他看过后说，即使不赚钱也要出，“只要有意义”。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日本出版文化奖，此后该校开始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为了能安心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安藤阳子和其他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也会翻译一些古典作品。“只要有一本研究古典作品的书，就不会挨骂。”
在日本还出现一种翻译现象，干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准确传播。有些日本文学家，雇中国留学生把汉语译成日语，再根据这些模糊的日语推测原文的意思，然后重新写成一篇小说。就这样，一句汉语不懂的作家们正大光明地出版翻译作品。“尽管他们的意图很好，但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种好做法。”安藤阳子说。
应鼓励外国翻译家关注中文
为鼓励更多优秀作品“走出去”，黄友义认为给国外中文翻译家设立基金非常有必要。“中国图书在欧洲被列入特殊需求的书，只有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才会买。想象中市场很大，实际上很小。因此很多做介绍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默默无闻。我们要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以及精神的奖励。”
“国外有很多鼓励其他国家的人翻译本国著作的做法，值得借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博士介绍，2009年，法国借用中国翻译家傅雷之名设立“傅雷翻译出版奖”，以奖励中国年度翻译和出版的最优秀法语图书。2004年，德国设立“文学之家―德嘉银行奖”，由德嘉银行每年提供2.5万欧元奖励给对传播德国文学和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外翻译家。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卫东获得这一奖项。
“有的国家已经意识到翻译的不可或缺并采取举措。在挪威，翻译者的名字和原作者一起出现在封皮上，而且这本书每被借阅一次，翻译者就会得到翻译费外的相应版税，由此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受到尊重。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问题，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是否认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黄友义说。
蓝诗玲表示，如果能有相应的资助行为，可以鼓舞翻译者们对中文作品翻译投以更大的热情。
中国主动对外推介作品也很重要。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是中国文化对外推介的两大工程。2004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通过版权交易、合作出版、境外直接出版、设立分支机构等多种方式，推介中国的各类优秀作品，取得了不俗成果。来自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共与6个国家的9家出版机构签署了10个系列171册图书，涉及4个文版，总金额为1700万元的资助协议。
记者手记
翻译要耐得住寂寞
埃及翻译家阿齐兹翻译了老舍的话剧《茶馆》，有120页剧本对白。在这120页之前是130页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这相当于中国简史的部分，是告诉埃及读者为什么会有“茶馆”的诞生。
这130页的铺垫，提醒所有的跨文化翻译者：文化交流不是简单的词对词互换，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沟通。翻译是一件需要沉下心来做的事情。中国对外传播也需要细水长流、潜移默化。
“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一批水平高、耐得住寂寞，能在两种文字和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人，需要培养自己的高级的跨文化翻译。”一有机会，黄友义就大声呼吁。中国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要靠中国人完成，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翻译队伍，就无法担负这一重任。
社会认识不到翻译的价值，翻译人员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就容易陷入数量大、质量差的恶性循环。老一辈翻译家们纷纷离世，“信、达、雅”这一翻译要求也正在变得遥不可及。更可怕的是，新一代翻译者不再像前辈那样“耐得住寂寞”。
因为喜欢翻译，Grace仍在坚持，并继续跟单词“较真儿”。已经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王茜依旧坚持着自己的翻译梦想：“翻译就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真正热爱它的人才能充分享受其中的乐趣，并焕发出无穷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