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年又增加了新成员。中国作协首次作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办单位，在现场设立专区，展示“走出去”的当代中国文学成果，并通过多种形式的作家活动，向海外出版商推广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新变化更加表明了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正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中国作协此次设立“中国作家馆”，以此搭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更高、更坚实的平台。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这样的声音，近几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声调虽然很高，相关部门也为之作了不少努力，但“走出去”的步伐与我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仍不相称，要实现真正“走出去”的目标，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客观看待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取得的成绩，并从中查找不足，尽早寻觅解决之策，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将有着深远意义。
现状：初见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增进了各国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也使中国文学不再只属于中国本土，而开始走向世界。
同时，近年来，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先后有王安忆、王蒙、冯骥才、刘心武、韩少功、莫言、苏童、贾平凹、铁凝、杨绛、杨红樱等数百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进入新时期以来，古代、现代文学史中的部分作品，仍有经典之作不断被译介到国外。
记者从中国作家协会了解到，这些“走出去”的中国文学中，从体裁上看，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的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小说，占90%以上，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的译介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一部分小说在国外发行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的《红高粱》等英译本在美国曾大受追捧；余华的《兄弟》德译本在德国有11家出版社竞争出版权；中国本土少儿畅销书《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丛书，一举“跳”出国门，国际著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一次购入该系列中的8本，并已于2008年春季在英美上市；姜戎的《狼图腾》以100万美元卖出了全球数十种文字版权，意大利语版本于2007年出版时曾在意大利引起轰动；池莉的一部法文译作《生活秀》销量达到了数万册；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先后印行了多个版本，总销量在10万册以上。
此外，一批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到肯定和好评，并获得了许多重要奖项。如贾平凹获得美国“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女评委奖”，余华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巴金、冰心、张洁、王蒙、莫言、苏童等作家先后获得了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已呈现出喜人景象，但也应客观地看到，其上升空间依然十分广阔。
瓶颈：编译质量
喜人景象的背后，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并因此限制着“走出去”的步伐。对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表示：“毋庸讳言，在当代，翻译中国文学还不大赚钱，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还处于相对弱势。由于语言、文化等原因，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面临着重重困难。还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包括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主流文学界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汉学界的联系等。”
“我到澳大利亚，到南美，与墨西哥、巴西等国家的同行交流，发现他们对中国图书市场很感兴趣，也非常渴望了解中国作家。但在具体操作上，遇到的是翻译和成本问题。”何建明说道。
何建明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大问题是外文翻译质量不过关。在外销书中，目前存在语言质量差、翻译生硬、意思走样等问题，外国读者很难接受，达不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这样的翻译，我们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别扭，更别想让外国人看懂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外很多大的出版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版权输出，结果都陷入翻译的“漩涡”。国外出版商似乎对中国译者不太信任，他们更希望能由本国人用本国母语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然而对中国文化传承比较了解的外国汉学家却屈指可数，于是中国文学作品如何在国外落地成为棘手的现实问题。潘凯雄认为，文学图书的翻译不同于其他图书，需要文学、艺术等综合素养，是对译者文化能力的综合考验。尤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出版商压缩了投资，“走出去”的速度也有所放缓。面对这种情况，潘凯雄认为，不能以“走出去”为目的，还必须注意作品的覆盖面，按照成熟的版权贸易规则交易，一定不能把中国文学作品便宜卖掉。传播的核心一定是要尊重自己，过于急功近利地“走出去”反而会让人看不起。
何建明表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进展缓慢的原因，除翻译的因素外，还有国外出版社对中国图书和作家情况了解不够，以及中国作家创作内容本身的因素，国外市场对中国作家没能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也是不能排除的关键原因。“中国人的开放度和购买力比国外强，而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学存有偏见，关注度也不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国作家的作品评价度尚有欠缺。”
另外，除了缩改多、译质差等因素外，还有一道门槛制约着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积极性，那就是稿酬低。“中国作家目前还无法和外国出版社谈稿费，我们的资源还是很廉价的，对方一般付得都很少。”何建明略感无奈地说道。
对策：有效合作
对于译文的质量问题，曾有不少专家建议，由中国翻译家和外国汉学家合译，可以使译文对原作理解得更为准确，也更好地贴近当地的语言和表达习惯。而何建明认为，这还不够。他告诉记者，曾有一部作品的法文译本就采取了上述办法，结果仍然没有避免失败的命运。因为那位汉学家用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法语，所以使这部作品读起来充满了陈旧的味道。可见，只有对翻译家的语言风格和特色有更为严细的考察，才能保证译文的质量。
“同时，在扶持机制方面，吸取以往的教训，对译介工程的扶持不应采取过去的全额包干的方式，而应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何建明说道。比如法国，为了向中国推介本国作品，自1990年起实施“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帮助中国出版社购买法国图书的版权。对有一定市场潜力的图书，资助80%的原作者版税。对于翻译者，法国国家图书中心资助其译费。法国文化宣传部提供翻译奖金，供译者到法国参加短训班或者逗留进修，包括安排其与作家见面，了解和熟悉法国当下生活和语言；比利时则设有翻译学院，办有暑期班，免费提供食宿，邀请各国译者来访，与比利时作家见面交流，熟悉他们的创作；以色列、西班牙、韩国这些国家的翻译学院则每年都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等有合作项目，每年出版4本~5本他们的当代小说，每出版一部书，由其补助出版社5000美元，译者则按篇幅大小另给补贴。
此外，何建明还建议译介作品的出版应以商业出版方式为主。实践证明，纯粹由我们自己组织的出版其效果并不好。一定要寻找外国的出版伙伴，运用利益驱动机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发行销售方面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了解各国图书市场的特点。
“当出现多家出版社哄抢一本书的版权引进而造成版税过高现象时，引进和输出版权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应该遵循与国际接轨的游戏规则，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从目前来看，从事版权贸易的专业人员还不够，希望有关部门能有意识地多建立相关机构。”何建明补充道。
文学作品的输出，不只是文学方式的引进，更是社会观念的引进。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在人类所关注的共同问题上，中国作家应该引起重视的包括人性与战争、人道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中国作家只有关注了世界各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才能与西方对接，形成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机制和可能。中国作家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对话的话语平台，大概是由于过多地注意了民族性的问题，而忽略了寻找相同价值观念。
通过对圈子内外的人士采访，记者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对于中国文学该如何更好地实现“走出去”，大家对奋斗的方向已逐渐清晰，“时间表”和“路线图”都已经有了，相信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走出去”各个环节的不断完善，中国文学在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值得期待。
本文来源：http://www.chinaxwcb.com/2010-08/31/content_20606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