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
“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口译在香港一般称为“译员”或“传译”；台湾尊称专业人员为“老师”，所以他们称口译员为“翻译老师”。周代称翻译为“象胥”（译官）；汉代称为“舌人”；南宋以后改为“通事”。无独有偶，拉丁语的“舌”字词根为“lingua”，称译员为“linguist”（与语言学家同字），与中文的“舌人”完全对应。
清代广州贸易时期（1700－1842）的“通事”一般译为“linguist”，不过按中文字面也许应该译为“Jack-of-all-trades”（行行通）。日本17世纪江户幕府时代（1603－1867），荷兰语译员被称为“兰通词”；汉语译员为“唐通事”：前者只做语言翻译（包括笔译）；后者下分“大通事”、“小通事”和“稽古通事”，除负责语言转译之外，还包括发放信牌（进口许可证）、海关、笔录、海外信息、清商管理等事务。
“广州通事”指的是“广州贸易时期”的通商或互市（外贸）中的翻译。清初实施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关闭泉州、漳州和云台山三关，仅留下广州互市。1730至1830年间，为广州贸易的鼎盛期。北宋以来，广州作为最早设立的市舶司，在很长时期内是中国对外的最大商港。广州贸易时期不只以“行商制度”闻名，互市中“通事”所发明的混杂行话更是开“中式外语”之先河。
这种混杂粤语与英文和葡文的语言被称为“pidgin”英语，也就是我们后来称为“洋泾浜英语”的鼻祖。有研究认为,“pidgin”一词的发音来自粤语的“business”的发音，中文音译为“皮钦语”。为什么会出现pidgin英语呢？
中文语境的“互市”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或通称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渠道为陆上丝绸之路。《周礼》中记载的“象胥”的工作是开化“蛮夷”远人，所谓“通其欲”和“达其志”。而西汉时期的“舌人”不过是与未有书面文字的民族“通其声”的传声工具而已。由此形成种族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中原中心主义语言观思维。到了“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中原中心主义语言和思想观同样具有很大影响。
满清政府沿袭了汉人的防御性中原思维，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为确保“帝国安全”。清初的“海禁”与“迁海令”防御的主要是来自占据台湾的反清复明领袖郑成功的威胁；其间又复“海禁”及重开海禁，并仅留下广州一个口岸通商，目的只有一个：切断南洋华人与本土的联系。所以清政府禁止华人学习外语，防止外来势力介入。历史证明，清朝政府最后的确是被海外华人所支持的孙文所推翻。
此外，广州贸易时期“互市”的本质不是开放性的国际贸易，而是以“易货”贸易为基础，在政府的监管下，在指定的“出口商品”交易地点进行贸易。在此通商理念下，进口商品被理解为“朝贡”，允许的出口商品为“回赐”，排斥西洋的“奇技淫巧”。
以上文化、政治和贸易方面的因素带来了广州贸易时期特殊的互市制度（行商垄断）和外语学习与使用的工具性（皮钦语）。同时，广州通事具有半官方性质，即官方“注册”，粤海关准许方可辞工，而且通事与外商交往只限于贸易往来。所以说，皮钦混杂语的出现是中原文化、清朝政府和互市的局限性共同造就的。某种意义上说，语言限制了通过互市扩大文化与民族视野的机会。
广交会的翻译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真正出现。80年代末之前的广交会上，贸易洽谈均由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承担。当时业务员名片上的头衔也都直译为“business”，常常令外商一头雾水。广交会的翻译，则是在放开出口，工厂走上前台，假借大专学生的外语直接与买家洽谈后，才被大量使用。
17世纪-18世纪，其他亚洲口岸的“通事”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江户时代的日本，长崎港也是幕府指定的唯一通商口岸，与荷兰及大清帝国互市。荷兰语口译只能由日本人担任；荷兰外商不准学习日文。不过，“兰通词”通过荷兰语，潜心研究了欧洲文化，翻译了大量欧洲经典，发展为“兰学”，为日后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全面西化打下知识基础。事实上，中国早期许多汉译名著都是经由日文译本转译而来。
18世纪的亚洲有三大著名口岸，除了清朝的广州、江户时代的长崎之外，还有波斯（现伊朗）的班达・阿巴斯。与东亚的口岸不同，班达・阿巴斯给予外国商行与本地商行同等经商待遇，东印度公司就自行雇用自己的“通事”。当时的“通事”大多由臣服波斯的亚美尼亚人担当，该民族信奉基督教。亚美尼亚“通事”显然享有更多的自由，甚至可以自己做生意。现在来看阿联酋的迪拜，可能就不难理解阿拉伯民族经商的世界化倾向了。
无论是史上的广州贸易，当代的广交会，还是世博会，始终未跳出“请进来”的文化、政治和贸易模式。也许到了我们能自如地“走出去”融入国际社会的时候，才是中华民族更加自信地立于世界之林之时。
来源：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