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先导。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翻译高潮，而这次翻译高潮，无论是在规模上、质量上，还是在对我国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上，都是前所未有，而且无与伦比。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曾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成就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而翻译事业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也为促进新时期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翻译作品琳琅满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五十多种。相继出版了《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塞万提斯全集》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全集和选集。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一万种；2003年至今，出版翻译作品已超过数十万种。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由名家翻译出版，如草婴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孙家晋译的《泰戈尔抒情诗选》《心笛神韵》，方平译的《十日谈》、《呼啸山庄》，郝运译的《红与黑》，祝庆英译的《简爱》，陈良廷、荣如德等译的《乱世佳人》《斯佳丽》，吴钧陶编译的《马克吐温全集》，杜承南等译的《普希金诗全集》，叶君健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等等。同时，一些英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全集》、《名利场》、《德伯家的苔丝》、《大卫?科波菲尔》、《艾凡赫》等也得到了复译而相继出版。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乔叟、布莱克、拜伦、雪莱、白朗宁等众多英国诗人作家的翻译作品也相继问世。
在20世纪70年代末，外国文学中的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名著首先被大量翻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文学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查待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成就。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种，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让中国读者逐渐看到了西方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亮点，进一步了解了世界文学的精髓。如《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选》、《当代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作品的译介，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我国的翻译家也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了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打开了解中国的窗口。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翻译的《红楼梦》英文版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对介绍我国国粹精华功不可没。此外，他们还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如《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全集》等百余部作品，共约一千万字，成为我国译坛交响乐中的华彩乐段。在此期间，我国大量的古代各类文化典籍也都被译成了外文，如许渊冲先生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余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唐宋词选一百首》、《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人间春色第一枝》、《中诗英韵探胜》等，系统全面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典籍，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工程，在国内外获得一致好评。
同时，一大批外文报刊，如《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这些报刊用不同的语言向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海外英文频道和西班牙语法语频道等，这些机构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做了大量的翻译和传播工作。我国的翻译工作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先导与桥梁作用。
翻译理论硕果盈枝
随着翻译实践的丰富，我国翻译理论研究30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这样说，我国翻译理论现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江枫先生曾这样评价道，“当今翻译理论研究的流派之众、方法之多、视域之广、观点之新、跨度之大、成果之丰，可谓空前”。纵观我国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理论经历了“文质说”、“求信说”、“直译意译说”、“神化说”、“优势竞赛论”与“和谐说”的讨论，经过了科学与艺术关系的争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争论、规划与异化关系的争论等。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的翻译理论的更新与提高便是在传统的理论基础上更新与提高起来的。
显而易见，我们这次面临的翻译高潮，与以前几次相比，所涉猎的领域之广，从事的人数之众，译论的数量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黄龙先生花费了他几十年的心血，写成了《翻译学》一书。该书是目前我国大陆惟一标明“翻译学”的专著，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如：唯物辩证观；知行统一观；三位一体观；体貌相称观；寓美于微观；信息时代观；智能科学观。这些正是当代翻译学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许渊冲先生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后又相继提出文学翻译的“三似新论”（形似、意似、神似），“三化”论（等化、浅化、深化），“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等，对诗歌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著名翻译家刘宓庆共有十一部专著，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全面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译坛的地位，因为即使在翻译研究更为发达的西方迄今尚无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此外，翁显良先生在其《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书中指出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都是可译的。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新编奈达论翻译》、许均的《翻译思考录》、廖七一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等著作，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郭建中的《文化与翻译》理清了文化与翻译的各种关系。赵艳彦春的《翻译归结论》提出以归结主义方法论探求翻译本体论问题并建立相应的学术体系。曹明伦的《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重新辩证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辨析了译介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差异。还有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方梦之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金堤的《等效翻译探索》等，这些著作有的研究了文学中的翻译艺术，有的探讨了科技、新闻、社科、公文和应用文等不同文体翻译的特点与技法。
在我国译论大力发展的同时，大量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翻译理论以及许多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也陆续译介到我国, 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翻译工作者的视野, 扩宽了不同的崭新视角。其中，影响较深的有奈达（E. 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理论、纽马克（P. Newmark）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韦努蒂（Venuti）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费米尔（Vermeer）的功能目的论、勒菲弗尔（Lefevere）的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三因素论, 以及格特（Gutt）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等，来研究审视翻译，甚至于审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的心智活动，跳出了传统上只限于“怎样译”或是对翻译标准、直译与意译等问题长期论争的束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口号的介入。1990年巴斯耐特（Bassnett）与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研究中的 “文化转向”，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文化问题成了翻译研究中的热点且已取得不少成果。我国译界学人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处理、翻译文化以及文化翻译等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如今越来越多的译论者倾向于采取文化研究的方法来从事翻译研究，如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理论、周方珠的翻译多元理论、李运兴的语篇翻译理论、包惠南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理论和金惠康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等。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翻译理论飞跃发展的30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景象。
译坛盛事――世界翻译大会在沪召开
在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上，中国翻译协会申办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并取得了成功。2008年8月2日至7日，各国的翻译工作者共同期待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举行了，全球翻译界、文化传播界的精英齐聚上海，参加了这一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的翻译盛会。黄友义先生指出，“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不仅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展示我国形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重要契机”。他表示，国际翻译家联盟成立50多年来，由该联盟组织的世界翻译大会已经举办了17届，从未在亚非拉地区举办过。中国成功取得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得益于中国政治稳定、综合国力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充分体现了国际译联和国际翻译界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中国译协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广泛认同，对于提升中国翻译界的国际影响，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世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共同关注，彰显翻译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中的重要作用。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业界代表参加了会议，联合国和欧盟组织相关机构领导人及中外文化学术界精英参加大会并作了主题演讲。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无论在内容、形式和规模上都是国际译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如黄友义先生所说，“大会的成功举行，不仅是展示中国翻译界成果、加强国际翻译界合作交流的过程，更是让世界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过程。大会的成功举办对于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一百多年来的第四次文学翻译高潮，翻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名著名译，对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次翻译高潮给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活力、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在当前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之时，我国译界任重而道远，务须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翻译理论与原则，以指导我国蓬勃发展的翻译事业，将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代经典以及日新月异的当代文学精品有条不紊地推向世界，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将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各国人民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杜承南 覃 军）
作者简介：
杜承南：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冈查大学客座教授，前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大学特聘教授，诗人，翻译家。
覃 军：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外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诗歌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