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后期，英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波立特同志来我国访问，应邀在北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开会的地点在天桥剧场，主持人是彭真同志。那天，我刚动了一个小手术，临时得到通知，匆匆从医院赶去当翻译。
彭真同志讲话声音洪亮，条理清楚，而且每讲一小段就停下来，很好翻译。但是，波立特同志在掌声中走向麦克风的时候，却突然停下来对我说：“我讲话有个习惯，必须一口气讲完，不能中途停下来。所以，在我讲话过程中，请你不要打断我。”说完，他不等我回答，已经走到台前，口若悬河地讲开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掏出纸笔站着记，等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回到座位以后，才对着字迹零乱的一叠笔记开始翻译。
那次会议以后，不止一次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强”。其实，我在刚开始担任口译工作的时候，也同很多同志一样，每当讲话的人一次讲过三分钟，就会心慌意乱，翻译时不是丢三落四，就是一再请求讲话的人重复。因此，我那次之所以能勉强完成任务，决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力强，而是因为唐笙同志（在联合国干过同声传译工作）和我的其他几位口译老师指引我找到了加强记忆力的途径和方法。
手指串珍珠
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宴请外宾时，即席发表讲话，由冀朝鼎同志（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现已去世）翻译。总理那次讲话比较长，而且没有像平素那样每讲一段就停下来。在场的同志不免为冀朝鼎同志担心，以为他即使尽力作笔记，也难免会有遗漏。不料他根本没有用纸和笔，而只是聚精会神地听总理讲话，注视总理的表情和手势。总理讲一会儿，他屈起一手指；再讲一会儿，他再屈起一根。等总理讲完，他的左手恰好捏成拳头。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开始翻译，译完一段，伸一根指头；再翻译一段，再伸一根，等整个译完，左手又恢复了原状。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位同志脱口而出地评论说：“今天的讲话和翻译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事后，我向冀朝鼎同志求教，他回答说：“谁也无法用双手抓起成百颗散在盘中的珍珠。但是，如果用细丝绳把珍珠串起来，那么一根手指就能拎起。”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冀朝鼎同志的手指就是串珍珠的细丝绳！
语言“画面化”
一位老同志曾经教我另一种加强记忆力的方法――把听到的话“形象化”或“画面化”。 我第一次试用这种方法，是解放初期听一位来自殖民地国家的外宾讲他们国内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时。他讲得声泪俱下，最后又朗诵起自己写的长诗，完全忘记我正焦急地站在旁边待他停下来让我翻译。幸运的是，这位外宾不仅感情丰富，而且语言生动。因此，等到他讲完，尽管我对他讲的许多具体词句已经记不清楚，但是他描绘的种种情景却象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留在我的眼前，使我有可能运用那位老同志教的方法，不是逐字翻译，而是试图用中文来再现他描绘的画面。事后，我核对了速记记录，发现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样做，反面可以比硬译更准确地表现讲话人的意思。
切忌慌乱
1963年，刘少奇同志同一位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用了“雄心壮成”四个字。当时，我一连想了几种翻译方法，但有的不够确切，有的缺少气魄，都觉得不舒适，迫使我只好向在场的唐明照同志求援。他先以为我没有听清原话，用中文重复了一遍。当时在场的除刘少奇同志外，还有周恩来总理和好几位政治局委员。我看到自己的翻译“卡壳”耽误这么多领导人的宝贵时间，心里又难受、又焦急，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幸亏周总理看出我的困窘，大声对唐明照同志说：”他译不出这四个字，你给译成英文。“这才使我得到解脱。由于少奇同志讲话逻辑性强，速度又比较慢，我以前几次为他翻译都没有请他复述过。但是这次出了“事故”之后，他每开口讲话，我都担心再讲出什么我翻译不出的词句，因而精神紧张，记忆力立即减退，接连两次听了上句忘了下句，不得不请少奇同志复述。
事后，我分析这次“事故”的教训，认识到问题并不出在记忆力本身，而在于遇到译不出的词句时头脑不冷静，因而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
在这次事故以后不久，毛主席会同一位外宾时，谈到了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我先听成论理学，问了一遍，主席摇摇头，重说了一遍“伦理学”。这时，我突然忘了“伦理学”这个词的英文，而其他在场的同志也爱莫能助，幸运的是，我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没有重蹈覆辙，而是正面向主席和外宾说明我译不出这个词，回去后一查了字典再补译。然后，我继续翻译，记忆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