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申 来源：新民晚报
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即着手译介国外名家的传记多种，特别是法国当代作家罗曼・罗兰撰写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大名家的传记，全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笔者就曾见过它们那深蓝色的精装本。四十年代商务又推出傅译同一作者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二册，当即引起读书界人士的瞩目。1944年仲夏，笔者从桂林逃难到贵阳，稍作停当，再乘公路局的木炭汽车去重庆。巧在途中与同乘此车的洪兆钺兄相遇。洪原是桂林发行的《旅行杂志》的编辑，与巴金相识，因之见过。他竟要我转告巴金，如文化生活出版社有意出版《克利斯朵夫》全四卷的话，他可以介绍将傅译转入文生社。之后桂林大火，敌骑乘机侵桂更窜到了独山附近，形势极度紧张。文生社因之蒙受巨大的损失，遂而困守重庆一地了。次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土纸书也就此没有销路。文生社复员上海，再一次面临白手起家，全靠原部分纸型和少数新书配合重振旧业。俟声誉再起时，又面临解放前夕，巴金也终于脱离文生社了。而此时傅译的《克利斯朵夫》已由骆驼书店印行，共四册。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傅则以系列地译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小说多种而享名于世了。而这些新译名著全由新成立一年多的平明出版社铅印发行。平明的总编辑恰又是巴金义务兼任。傅译全收入该社巴金与陈西禾主编的“文学译林”丛书内。计有：《贝姨》（上、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夏倍上校》等等，更包括傅修订重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傅本是陈西禾的老友。傅在致友人宋琪的信中就说：“平明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套丛书，叫做‘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是我的巴尔扎克与《克利斯朵夫》。”因之后来有人夸说“没有他（指傅），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的话。其实傅译之前，早有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高名凯译介过巴尔扎克小说多种，好像都是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另外复旦大学教授穆木天也曾译过两种。可惜他们都未能在读书界获得好评，引起注意。不过傅雷译书十分认真不说，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在上述信中他就说：“杨必译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既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即无气可言，通篇就变成了一杯清水。译文本身既无风格，当然说不到传达原作的风格。”（信见《傅雷文集》安徽文艺版1953年2月7日致宋信）。
傅雷这人做事做人都极认真，要求极高。他在平明出版的书，除仔细校阅清样外，对书的装帧、设计、版式等等都十分关注。出版社为《克利斯朵夫》代装订的少数精装本那真漂亮极了。为爱好书的收藏人视为收藏珍品。
说到《克利斯朵夫》书出版后，影响至大，人人喜读，不愧是一部经典名著。忆及曾有一位青年因喜读该书，学习主人公的奋斗精神，以求上进。想不到后来的反右运动中，竟以“个人奋斗”之罪沦为“右派”，可叹！
1956年夏平明出版随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入公营的新文艺出版社。而傅译的书全经楼适夷之手转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更增加了新的译品。之后，傅也终被划为右派，未能逃出“法网”。“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傅竟偕夫人自缢，凸现了这位耿直的书生本色，可惜！
值兹傅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为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几十年的一名老兵，略述有关这位翻译名家的译事点滴，既表敬意并志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