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节乃拙著《翻译西籍小史》第四章中之一节。原书共分五章。除第一章绪论，论研究翻译史之旨趣及我国翻译外籍之起源外，其余四章分论翻译西籍史上的四个时期：一，翻译西籍发轫时期――明末清初之翻译；二，翻译西籍复兴时期――江南制造局及同文馆之翻译；三，林纾严复时期之翻译；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之翻译。全书尚未脱稿，兹先发表此节于此。
作者识
严复字几道，又字又陵，生于咸丰三年(1853)，卒于民国十年(1921)，比林纾迟生一年，早死三年，享年六十九岁。他幼即聪慧，词采富逸，师事同里黄宗彝，治经有家法。十四岁时(1866)考上沈文肃葆所创设的船政学校。光绪二年(1876)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诸学，每试辄冠其曹。最擅长数学，又治伦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这就是他在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贡献的出发点。归国后，在北洋海军学堂当教授。庚子义和拳起义后，避居上海七年，他重要的译著，多半都成于这个时期。民国初，曾任京师大学堂(即现在北京大学)校长。晚年似为老病纠缠，无甚建白。
他回国后，曾就当时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就很深。陈宝琛作的《严君墓志铭》谓：“君邃于文学，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反为文学掩矣。”(见《学衡》第20期)他译的书所以能几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柳诒征语)，所以“能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梁启超语)实基于此。
严复所译的重要的书，共有九种。（表略） 严氏所译九种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群己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都不过是较长篇的论文，不能算是整本的西书。《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全集(共十二册)第九册《进化与伦理》中的序论与本论两篇。至于《穆勒名学》尚不及原书之半。故严氏的译品，质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谇；量的方面，却嫌其太少。
严氏何以仅译有薄薄的八九种，近不足以比林纾，远不足以比隋唐的大师呢？第一，因为他慎重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不似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那样笔记式的对译属文之速。第二，柳诒征所论似亦确当：“隋、唐译经，规模宏大，主译者外，襄助孔多。严氏则惟凭一人之力售稿于贾竖。作辍不恒，故所出者，亦至有限。”(见柳著《中国文化史》第五册137页，东大讲义本。)但严氏究竟也译了八九种名著，比近来等着译稿费买米下锅，或者只是课余抽暇从事的翻译家的译品，质与量的方面，都强多了。
讲严复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兹分四层说明：
严复选择原书之卓识，他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人人只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且他自己又是海军人才，他不介绍造船制炮的技艺，和其他格致的书，乃能根本认定西洋各国之强盛，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在学术思想。《天演论》序说：“风气渐通，土知龠陋为耻，而西学之事，向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yi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又如他《原强》一文谓：“……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 民主为用。”这是他对于西洋文化的观察，也是他所以要介绍两洋学术思想的卓识。
一、 严氏选择原书，是认定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都含有极深远的用意。译斯密氏《原富》例言，最足表明此点：“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侯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又据蔡元培氏说，严氏译《天演论》时，本甚激进；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激进的多了，他乃反趋于保守。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把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改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特译一部《社会通诠》，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不管他译书的旨趣对不对，但总足见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深远的用意。这也是严译的一种特色。
二、 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书，他都涉猎过的。不然，他作的案语，必不能夯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了。此点，试一阅严书的序言，小注，或案语便知，恕不具引。
三、 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如《天演论》序：“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箍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两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又说：“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又《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云：“窃谓其书（指《群学肄言》）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又《原富》例言：“谓计学创于斯密，此阿好之言也。……中国自三古以还，若《大学》，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记》之《平准书》，《贷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虽未立本干，循条发叶，不得谓于理财之义无所发明。”严氏类似此种之论调甚多，究竟有无附会之处，姑且勿论，但至少可知其并无数典忘祖之弊。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发挥国故。这也是严氏译书的特点。
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象严复的，实未之见。严复在翻译史上第二个大影响，就是翻译标准的厘定。他于《天演论》例言里发表他的信雅达三条标准，原文谓：
“译事三难：信，雅，达。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了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他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在翻译西籍史上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在他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严复既首先提出三个标准，后来译书的人，总难免不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
但是，严复自己的译品，究竟是不是信达雅兼备呢?他每译一书是否极忠实地道守他自定购标准呢?我们且看后人对他的批评吧：
傅斯年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又说：“严先生那种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