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上午，“曹靖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俄罗斯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曹靖华先生（1897-1987）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革命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鲁迅先生的好友。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曹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翻译了大量俄罗斯和苏联进步文学作品。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为新中国俄语人才的培养兢兢业业地工作，创建并促进了俄苏文学学科的发展。他主编的《俄苏文学史》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著名学者季羡林为大会撰写了题词。
曹靖华教授（1897-1987）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提起他，人们很容易就会想起他是我国杰出的革命文学家鲁迅、瞿秋白的挚友，“五四”以来，我国翻译、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前驱者，德高望重、桃李遍天下的青年学生的师长，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等等，他经历了时代风云的巨大变化，度过了漫长而不平凡的一生。笔者1949年秋进入北大学习，是当时正在筹建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受业于曹老的首批入门弟子。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现在，有幸长期学习、工作在曹老身旁，亲受教诲，恩重情深。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幸运和缘分。
“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翻译家
作为我国俄苏文学界的老前辈，曹老从上世纪20年代初起就直接从俄语翻译介绍进步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他的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得到鲁迅、瞿秋白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大家知道，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把介绍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当作庄严的革命任务。鲁迅把它比作“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和“普罗米修斯取天火给人类”。瞿秋白则强调“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1921年，曹老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就结识了瞿秋白（那时瞿秋白担任中国班的课堂翻译）。回国后，1923年曹老的第一篇译作—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经瞿秋白推荐发表在《新青年》上。1924年，曹老翻译的契诃夫剧本《三姊妹》经瞿秋白修改后交给郑振铎先生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至于鲁迅，曹老与他相识是在北京大学红楼旁听期间，那时他旁听的课程主要是俄语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后还常到先生寓所向他请教。1925年，为了协助苏联顾问团成员、年轻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汉名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解决在翻译中的疑难问题，曹老与鲁迅开始通信。同年，鲁迅和几位爱好文艺的青年酝酿成立了未名社，曹老是其成员之一。后来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曹老早期的一些译作均曾由未名社出版。总之，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曹老与鲁迅、瞿秋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那风雨如磐、寒凝大地的旧中国，曹老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不顾个人安危，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翻译介绍了大量苏联革命文艺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约三十种，近300万字。1989-1993年编印完成的《曹靖华译著文集》共计11卷，其中译作就占8卷。回顾曹老从事翻译工作的整个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主要译作有《三姊妹》、《白茶》、《烟袋》、《第四十一》、《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等。这些作品，特别是《铁流》，它是曹老翻译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神州国光社约鲁迅编一套新俄文艺作品，定名为“现代文艺丛书”，选了10部作品，其中《铁流》一书便约当时在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担任翻译。但待到全书译毕时，国内局势发生了严重变化，反动当局对进步文化事业的压迫日益加剧，神州国光社声明废约，其他各书店也都不敢承印。于是，鲁迅就从自己拮据的生活费里挤出一千大洋，假托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三部书，那就是《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这里所说的“三闲”指的就是鲁迅（《铁流》的编校者）、瞿秋白（《铁流》俄文版长篇序言的译者）和曹靖华（《铁流》的译者）。《铁流》中译本的问世，确实凝聚了他们三位前驱者的心血，由于他们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使这部作品“在岩石似的重压下”，“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随着《铁流》在读者中的传播，它在社会上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效应。著名作家孙犁写道：“中国大革命前后的一代青年学生，常常因为喜好文学，接近了革命。他们从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受到激动，怀着反抗的意志，走上征途……那一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要算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也说过：“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一类的书不知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类书的。它成了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了……”等等，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对曹老这阶段的译介工作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临终前几天抱病写完的《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称曹老“对于原语的学力的充足和译文之可靠，是在读书界中早有定论”。同时指出，那时翻译界有不少人士趋附时风，名噪一时，而曹老“并不一哄而起”，“当时好像落后”，“后来却成为中坚”。鲁迅特别赞许曹老“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着”的实地劳作的精神。他写道，曹老“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排挤，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地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
曹老翻译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其中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他被西北大学解聘后，从陕西抵达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热情地推荐他到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抗战期间，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曹老在中苏文化协会虽说有一份工作，但不领薪俸，而稿费收入又极不稳定，一家人生活十分窘困。那时，曹师母要给人家拆洗衣被、编织毛衣，以补贴家用；他自己还需要在住所旁开荒种菜。然而，曹老不向困难低头，埋头苦干，斗志弥坚。这时期，他担任《苏联文艺丛书》主编，后来还编了一套《苏联抗战文艺连丛》。与前一阶段相比，曹老不仅自己继续不断地翻译出一部部新作，如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保卫察里津》、《油船“德宾特”号》，剧本《侵略》、《望穿秋水》等，同时还要团结文艺界进步的力量，如著名作家、翻译家茅盾、戈宝权、张铁弦、彭慧等共同战斗。因此，他工作的范围扩大了，工作的责任也加重了，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紧密结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借取苏联反法西斯文艺作品的热情和火焰去照亮、鼓舞中国读者献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战斗。曹老不愧为文化战线上英勇奋斗、功绩卓著的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举行国共和谈，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亲临中苏文化协会参观，了解苏联文学作品出版的情况，并在他的临时住所桂园约见了曹老。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