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绕着“信”的一些讨论
除了以上环绕着“达”的讨论之外，亦逐渐地有学者从“信”的角度思考，讨论严译是否忠于原著，并解释影响其忠实度的各种原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严复缺乏知识上的能力，例如语言上的障碍、不重视精确、采取意译的手法，或缺乏足够的西方经济学或哲学等方面的训练。知识上的不足也与严复自己的哲学或政治思想有关，有些人觉得严复的思想是肤浅的或有矛盾的，因而在信方面有所缺失。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严复经世之念太深，他藉着西学来表达本身的政治关怀，因而扭曲了西方的想法。例如许多人认为严复受到国家主义之驱策而追求富强，因而使民主或个人自由变成次要的目标；或者认为严复对西方民主的价值没有充分的了解，而他后期又转向“保守”，不再肯定自由、民主，这些政治上的倾向对他的翻译都有所影响。
对于上述的批评，部分学者提出反驳，认为严译完全忠于原著，或者认为严复了解西方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另一种对信的批评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文化背景的问题，认为因为严复思想与固有文化的连续性，使他的译文受到扭曲。有人指出严复过度依赖传统的伦理、哲学的范畴与语汇，因而无法表达西方的理念；也有人认为严复误解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这也包括他对西方逻辑推理的误会。
最早从“信”的角度批评严译也是吴汝纶，在1897年3月写给严复的一封信中，吴氏谈到严译在“信”方面的缺失。他指出严氏译书有经世的意图，是要借西人之口来劝谏国人。此一目的虽然很好，但是不能因此而影响翻译的内容。他觉得翻译并非著书，因此《天演论》中严复将西方的人与事，改为原作者所不知道的中国的人与事（即所谓“易洋典与汉典”），是不恰当的，还不如忠实地“纯用元书之为尤美”。（注：吴汝纶，《致严复书》，收入《严复集》，第1560页。）
蔡元培同意严复译作有经世之心，“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狠慎重”，如名学方面的书是为了“革新中国学术”；《群学肄言》是纠正当时政客不知慎重地评估破坏与建设；《原富》与《法意》则是为了传播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群己权界论》，他以为书名之更改反映了严氏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变。后来有不少人接受上述的说法，认为标题的改变反映严氏思想的转向，从强调“自由”转移到强调“限制”。（注：如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第205页。徐高阮，《严复的权威主义及其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判》，《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1970)，史华慈也有此一看法，对此持批判态度的是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柬海学报》，5(1982)，第97-98页。此外汪荣祖也不同意书名的更改代表转向保守，见《严复的翻译》一文，第122页。）蔡元培的意思显示，严复的翻译在选书与标题上有其现实上的“用意”；除此之外，他对于严译在“信”方面并无质疑。（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第2页。）
早期对严译之精确度表示不满的还有王国维。他在1905年所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方面肯定严译《天演论》令人耳目一新，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说《天演论》之书名的翻译有问题，“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在同书另一篇《论新学语之输入》，他又说严复在翻译时创造了许多新的语词，贡献很大，但其中不恰当的部分为数也不少：例如将evolution译为“天演”，与将sympat-hy译为“善相感”，这两个词不如译为“进化”与“同情”来得恰当。再者，严复也常以“不适当之古语”来表达“西洋之新名”：
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是已。夫谓infinite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谈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也。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也哉！（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庵文集》，第98下―99上页。）
张君劢更进一步地认为严译的问题来自他运用充满了文化意涵的古文来从事翻译，结果不但不够精确，更造成意义的混淆。张氏提到一些具体的例子：
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以古今习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混。如《天演论》第二篇首云：“自处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考之赫氏原文，但云天然状态者，乃亿万年以来，不断之变迁之过程中一种暂时的境界而已。That the state of nature,at any time,is a tempo-rary phase of a process of incessant change……。原文之义，简单明了如此，而严氏以意颠倒附益，全失本来面目。且我国文字中意义宽泛者，莫若运字会字，以此人事盛衰之名，入之自然科学中，徒令人联想及于“世运循环”、“风云际会”之成语。而赫氏生物哲学之本旨全失矣。
总之张氏认为，“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其所以为学界后起者之所抨击，即以此焉”。（注：见张嘉森，《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家学说及西洋哲学之变》，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1页。）他的批评是广泛地关于信，注意到严复以传统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语汇，误解了西方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性语汇，但他没有针对严复对自由与民主的看法。
傅斯年也说严译因不精确而导致更改原意，他主要是从“直译”的角度批评严复的“意译”。他说严复的翻译不忠于原著，是以改变原书之意旨的方式来追求“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