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真名士自风流
－－杨宪益先生的凡人生活
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熟悉他们的人说，很少见过他们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当母亲知道戴乃迭要嫁给杨宪益，极力反对，戴乃迭不为所动，母亲伤心而悲痛地指出，如果与杨结婚，他们的后代会自杀的。后来他们的儿子果然在文革中自杀。尽管儿子的结局被母亲不行言中，但戴乃迭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自始至终她都为能与杨宪益一同走向这一生而感到幸福。他们生活得融洽、充实，从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手同归我府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
节选自《杨宪益与戴乃迭》一书。
先生喜欢推杯换盏
已经88岁的杨宪益先生一向气色尚佳，只要我们去看望他，下午四点就会赶上老人午后的喝酒时间。先生见酒就高兴，就与客人推杯换盏起来。看上去酒桌上没了什么辈分，只有酒情。人们用玻璃茶杯装满酒估计能有二三两。杨先生关爱晚辈，专门拿出一罐花生米伴酒，不会喝酒的客人也有浓茶招待。而杨先生自己呢，精神矍烁地端着自己的二锅头，边喝边聊，慢条斯理，温文雅致地讲到了自己的写作，我们从他的精神里面，一点也看不见他苍苍白发里的沧桑……
先生讲话不乏幽默与情趣，他说其实这么些年来，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也就是翻译点德文，翻译点法文，翻译希腊文，翻译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别的事情吗？我也没做更多的什么……
杨先生端坐在沙发上，字正腔圆地说着，还不时呷上一口酒。先生品酒不就菜，干喝。杨先生现在年岁大了，不怎么出门，只是常常独自呆在什刹海畔一座宁静的小院中喝喝酒，聊聊天，会会朋友。我们看望杨先生的时候，他还一边端着酒杯，一边“展示”着跟名家黄永玉和黄苗子的通信，赏心悦目地读来品去。从那些艺术品一样的信里我们读得出，患难之交就是患难之交。而不值一谈的人，杨宪益先生也并不是不屑一顾，不是厌恶与诀别，而是在谈笑之间化晦涩为清彻了，比如杨先生谈到了与老文人周而复先生的深交，令我们非常感动……聊天和忆旧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情味儿在杨宪益身上显得浓郁得很。
杨先生抿上一口酒，习惯地并拢手指梳理一下银白的头发。他的端庄样子，一看就是那种大家气派的学者――杨宪益出生在一个银行家的家庭里，1936年杨宪益中学毕业后，自费留学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当时与他同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就有钱钟书。不过钱钟书不是自费学生，是庚子赔款的公派，钱钟书稍年长杨宪益4岁，而且当时钱已经是名响文坛的人物了。
与杨宪益留学的同学中，有爱写闲适小品文章的梁实秋，还有文似苏东坡、人似东坡肉的胖子诗人卢冀野。早从留学开始，杨宪益就热衷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比如，杨宪益陆续把《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及部分《资治通鉴》等介绍到了国外，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最早走向世界的前例。
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杨宪益先生述往之际，会时不时地站起身来，在简约大方的客厅里走一走。在中外国家的酒瓶子挺多的客厅东面的墙壁上，端挂着杨先生与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是当年杨宪益留学时的同窗，由于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吻，他们成了互相的“宝贝”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畅了珠联璧合的坦途……
戴乃迭与中国的缘分渊源深长，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戴乃迭出生在北京，所以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上世纪四十年代杨宪益留学期间，戴乃迭终与这位翩翩才子共浴爱河喜结连理。他们之间的情感生活是相当动人的――杨宪益常常是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样流动。无论在英伦还是在中国，杨宪益都非常照顾戴乃迭，就连语言上，杨宪益也常常主动讲英语，以至戴乃迭还为此落下“话柄”，称自己汉语不大流畅的原因，笑怨老公的英文过分熟练……
杨宪益又饮一口酒。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半世纪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晚年里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的日子数也数不过来。只可惜暮年戴乃迭却病得不轻，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幸亏她还算是能够理解心身俱苦的丈夫。对一个外国女性来讲，能够毫不利己相随一个中国人白头偕老善终随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在迟滞的感情余温里，老两口儿用心去自伤自慰，更加难得的是，杨宪益一片痴心不已，在夫人病难的日子里，寸步没有离开她，陪伴她度完和陨落了生命最后的残红。
杨宪益爱写打油诗
杨先生在聊天中谈到了自己的亲朋好友，他最关心的是他过去生活里面的那些老朋友，包括自己的挚交和跟自己有分歧的人。比如他谈到了吕叔湘，那还是早在留学年代，杨宪益就与吕叔湘一起共办了专给华侨看的《抗战时报》了。比如他想起了卞之琳，甚至还清晰记得卞之琳成名的诗作《断章》。他还回忆到了冯至、罗大冈、袁可嘉、周扬、胡乔木等等。说到快意之际，先生又喝上一口，燃起一根国产香烟，轻轻抽上一口，然后举在一边。
与杨宪益先生聊他的翻译专业是一个极大的享受，他能把许多枯燥的工作调侃得出神入化。杨先生提到他的新西兰老朋友路易？艾黎先生的译诗风格时，评品说艾黎的诗风好随易和自由，比如译李白译杜甫译白居易等中国古典诗歌，艾黎也颇为自由，自由的有点不大像李杜的诗了，而像他自己艾黎的诗了。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译亦如其人，这个理论怕是共同的吧？说着说着，杨先生的香烟熄了，又点燃……这烟灭又燃的小动作，不免叫人联想到戴乃迭夫人称丈夫的话：达观而明镜般生生不息……
做正经学问的同时，杨宪益爱写打油诗。“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句“自嘲”似的笑话是杨宪益的一句口头禅。打油诗对杨先生来讲可能是一种消遣中的觉悟？倜傥和锋芒暗含其中。杨先生的打油诗属即兴偶得，信笔拿下，写妥后当时就被朋友们收集珍藏走了，难得有心人还为他搜集成册了一个《银翘集》。为何叫《银翘集》呢？杨先生解典讲道―――当年与黄苗子兄唱和诗，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
杨宪益又喝上两口酒。这时，我们不由得又想起杨先生那首很有意思的打油诗《祝酒辞》：
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
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
其实，杨宪益先生的另一首《谢酒辞》打油诗，只与《祝酒辞》相差几字，可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先生的打油诗，常常是对辛苦挣扎的超越与摆脱？
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
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
读罢诗作，杨先生跟我碰了碰酒杯，一仰喝尽。然后再斟上大半杯，又给我满上。他再点燃熄灭了的香烟。又接着聊。
先生谈话一直忘不了喝酒
杨宪益先生的话题是宽泛和超常的，他能从马克思、丘吉尔、斯大林聊到毛泽东、邓小平和乡下农民。也能从英美现代文学聊到古希腊、古罗马，还能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聊到舞台上样板戏和“文革”第一模范监狱班房里排沙丁鱼似的犯人卧铺……
杨先生给人的清爽和锐敏是愉悦的，即使在谈萧疏的过去，也显得温婉豁达。聊着聊着，杨先生一定忘不了自己的酒。既然是会客，客是主题酒也是。整整一个午后的聊天，我们怕先生太累，便起身告辞。厅堂里，我们又与杨先生在王世襄题赠的对联“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前留影。
每次看望杨先生告辞出门的时候，杨先生总要把我们送到门厅。离开清净雅致的杨家小院已经好远好远了，我们还不由得回过头张望几下，心里暗想许许多多没容问上杨先生的话――比如：生活里为杨宪益红袖添香不少的戴乃迭夫人平常喝多少酒呢？比如：生活里跟杨宪益相依为伴的二锅头真的能够成为对酒当歌的人生知己吗？我们还想知道，我们走了，杨宪益先生自己是不是又为自己满上了二锅头？自己对着自己又干起来？我们还想到，这些平常而又宁静的日常生活，已然是老人生活的一个部分，要不，他的生活的味道该有多寡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银锭桥，站在桥上，我们看着正降落着的夕阳，正好非常火红……
杨宪益这个人――
1915年1月10月出生于天津一个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祖籍安徽省泗洲。杨父曾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也是中国当年最为杰出的金融家之一。杨宪益自小读私塾至12岁，进入天津法租界内英国教会学校TACC上预科。1936年春天，杨宪益在英国通过考试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940年与英国一位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订婚并且共同返回中国。四十年代主要在四川、贵州和南京等地度过了颠沛流离的“文人”工作与“平常”生活。1952年，杨宪益应邀北上来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和生活，在京城百万庄一带生活了将近40年。杨先生的学术作品丰硕可人，中译英文的主要有《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鲁迅选集》等等。曾任《中国文学》杂志主编。1985年4月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杨宪益还是中国作协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同时还是中国笔会、外文文学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红楼梦学会等等众多文化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
众人说――
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邵燕祥
“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诸葛先生唱《空城计》时气定神闲，但这一瞬间，沉重的历史使命、社稷安危，令他内心十分激动。这散淡的外表，内蕴着神圣的忧危。我无意把杨宪益“拔高”到诸葛亮。但眼下有些读书人那种茫茫然、戚戚然的心情，从哪里去找到抒散呢？
“幸有银翘解毒丸”！
――黄苗子
1940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到重庆时，我正在中央大学读书。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戴乃迭还被称为MissJaylor，她面目姣好，身材修长，完全是一个小姑娘的样子。杨宪益则一袭中式长袍，显得非常潇洒。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教授，除个别人以外，差不多都是穿中山装的。相反，中文系教授穿西装的倒颇不乏人。
――钱谷融
杨宪益和戴乃迭工作上的合作是那么默契，生活中也相敬如宾。只是有一点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不沾对方的光：杨宪益作为政协委员有许多可以偕夫人的旅游或视察活动，戴乃迭从来不去；戴乃迭作为外国专家，亦有休养一类的优待，杨宪益也不参加。1993年夏天，他们与其他外国专家同去兴城避暑，戴乃迭又满意又抱怨地说：“这是他第一次答应陪我去！”因为她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杨宪益只好亲自出马了。如水
杨宪益说自己――
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
注：此是近年来自书挽联。然近百年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抵如是，此亦时运使然，不足为怪也，故陶诗云：“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