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技巧研究的语篇视角
司显柱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275)
［摘要］文章以理论研究中描写和解释的充分性要求为标准，从语篇的视角，首先对现有翻译技巧研究作了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接着对包括加注、改写、语篇重构等内在的翻译的方法和技巧一一进行描写；最后，以对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的阐释为例，论述了从语篇的层次对翻译中的各种技巧和方法的解释必需跳出以往单一的语言和文本本身，而需在包括原译文交际意图、文本类型、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期待视野等多维的视角展开，这样才有望达到或接近达到解释充分性的理论目标。
［关键词］语篇；描写；解释；翻译技巧
中国传统译论对翻译操作层面所依赖的种种技巧或方法素来予以格外的关注，与对翻译标准的探讨合在一起，则几乎成了我国传统译论的全部关怀，成绩斐然。不过，审视本领域研究，发现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不少，如已有对各种翻译技巧、方法的归纳、描写更多地局限于孤立、静止的词语、句法层次，从而表现出：(一) 描写不全面，许多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被译者经常采纳的技巧、方法未被纳入翻译技巧研究范畴，这尤其表现在未从翻译的实际操作单位――语篇的层面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纳的方法予以描写；(二) 解释不充分，对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如直译、意译的阐释因囿于孤立的词、句视角，往往显得差强人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鉴于此，本文拟从语篇层面，在反思翻译技巧研究所存在的缺陷基础上，对本命题进行新的探索。
一
对任何学科的描写和解释，其充分性是衡量某一学科研究是否发达、成熟的标记。无论描写还是解释，既在一种学科的形而上的宏观层面推进，也需在形而下微观层面开展。自然，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对其探索和研究亦然，对翻译研究中的微观领域――翻译操作层面上方法和技巧的探索亦不例外。另一方面，就描写和解释两者间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秉此思路，依据先描写后解释之序，我们先从描写的角度审视和推进翻译应用研究领域的技巧研究。
受中国传统哲学重术轻学从而表现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上强调务实和突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杨自俭，2002) 之影响，传统译论向来对翻译的各种技巧和方法的应用性研究情有独钟，予以格外的关注：出版了大量的“技巧”著作，发表了太多“方法”文章，可谓林林总总，洋洋大观。浏览此类成果，发现它们或引经据典，罗列名目；或按部就班，似应有尽有――词义、词法、句法、成语以及辞格的层面，对各种翻译技巧和方法做出归纳和描写。如在词法翻译下，分别归纳和描述了“对等译法”、“具体译法”、“抽象译法”、“增词译法”、“省词译法”、“合词译法”、“转性译法”、“换形译法”和“褒贬译法”等9 种方法；在句法翻译下梳理了“换序译法”、“断句译法”、“转句译法”、“合句译法”、“缩句译法”、“转态译法”和“正反译法”等7 种技巧。真可谓事无巨细。
不过，从描写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 的角度审视，上述对译者在翻译时所采纳的各种手段、方法或技巧的归纳、描述，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受结构主义语言观所主导，囿于静态的语言结构平面，限于句子及以下层面，未能从语言交际的实际存在形式――语篇的视角予以开展，从而将本应归入翻译应用研究范围诸如“加注”和包括“改变源语语篇体裁形式”、“转换人称”和“改写”等在内的“目的语语篇重构”等表现形式纳入翻译方法和技巧描写的视野。
我们认为之所以要从语篇的层面开展对表现于目的语篇重构中各种技巧、方法的描写，在于语言实际的存在形式是语境中的语篇，而非孤立的词和句。翻译，作为一种跨语?文化交际形式必然在语篇的层面上进行(司显柱，1999，2003)。因此，虽然我们并不反对，也理解基于视角、目标以及方便的考虑而将研究对象――词语和句子从其所在的母体――语篇中抽象、剥离出来，但从根本上说来，这种见木不见林的先天不足必然注定了对研究对象――翻译技巧描写结果的以偏概全，无法达到描写充分性之目标。
从语篇的角度研究翻译首先要了解语篇的生成与解读机理。简言之，作为人类利用语言系统进行交际的单位――语篇，其生成与理解是以交际双方共享的认知环境估量为基础。这里的认知环境可以分解为非语言知识与语言知识两大模块。前者涉及语篇建构与解读过程中作者、读者(译者) 的百科知识和逻辑知识，而后者则指语篇编码与解码时所遵循的包括连贯性、衔接性、意向性、可接受性、信息性、互文性、情景性等在内的语篇属性( textuality)。就翻译而言，由于译者在将源语篇转换成目的语篇过程中既需考虑源语与目的语两种语言系统的不同特征和源语篇与目的语篇有所不同的建构模式，更需关注源语篇与目的语篇的读者各别的包括社会经验、认知图式、历史文化传统等先有、先在、先识的“前知识”差异。因此，反映在翻译操作中，译者就必需围绕上述两个方面，借助包括加注和语篇重构等在内的手段、技巧、方法，以实现翻译所扮演的跨语言文化交际功能。所以，它们与词语、句子层面上总结、描写的各种翻译方法一样，都是实现翻译的交际本质属性的固有手段，理所当然地应纳入翻译技巧描写的范围。以下就围绕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包括译者) 所赖以解读语篇的先有知识的冲突、空缺和原文语篇与目的语篇建构相异等两个方面，描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据此采取的方法和技巧。
二
从认知的角度看，正如潘红(2001) 所言，语篇的生成与理解是以作者和读者(译者) 双方互相磋商，协调默契的互动过程。对作者来讲，语篇的生成过程是对读者的世界知识结构状态、社会知识经验、认知能力等各方面能力进行假定和预测的结果；对读者来讲，对语篇的解读则是利用自己的认知环境，对语篇所提供的信息做出合理的思辨和推理，从而获取语篇作者通过语篇载体所传达的交际意图。但对于翻译而言，由于涉及跨语言?文化交际，原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认知环境即伽达默尔称之的读者介入文本时所带有的“前理解”常常不同，“期待视野”有异，因此原语篇的有关符号就往往无法在目的语读者中建立起相同的语义关联性。如汉语的“牧童”与英语的“cow boy”(牛仔) 在东、西方人的联想形象完全不同：cow boy 使人想到的是美国西部开发时那些身穿牛仔裤，头戴大沿草帽的年轻人形象，想到那种浪漫情调和充满冒险神情的种种场景；而“牧童”则使人联想到恬静的田园生活，悠闲的情调，悠扬的牧笛等。
《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无法从对死去的凯瑟琳的恋情中解脱出来，便通过绝食来作贱自己以求早日死去，好与死去的凯瑟琳同葬一穴，终日相伴。针对他的心理状态，小说中的“我”便劝道 “And supposing you persevered in your obstinate fast, and died by that means, and they refused to bury you in the precincts of the k irk？” I said, shocked at h is godless’ indifference.” 如果你要任性地绝食下去，并且因此死去，人家又拒绝把你埋在教堂的墓地里？”我说道，对他这样漠视神明，感到大为震惊。(孙致礼，1998)
对于不信基督教的普通中国人，看过译文不免困惑：为什么“我”会用人家拒绝希思克利夫埋在教堂的墓地，从而无法与他相恋的已死去的凯瑟琳同居一穴这样的方式来劝他放弃自杀的念头呢？ 人家为什么会拒绝希思克利夫葬在教堂的墓地里呢？ 这里的症结就在于译文读者不享有与源语读者介入语篇解码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就是，根据基督教观点，自杀是违反上帝意志的。因此，在旧时的英国，自杀者是不配葬在教堂的墓地，而只能埋在十字路口。鉴于译文读者的这一认知状态，我们认为就有必要在翻译时借助于加注的方法，从而帮助译文读者建立起对绝食与教堂墓地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于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认知环境不尽一致，原文语篇与译文语篇受其各自不同的交际环境影响，为实现译文预期的交际功能，翻译中的改写(adaptation) 就常常不可避免。如林语堂在翻译孔子《论语》(Wisdom of Confucius) 时，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语篇的层面对此书进行了重组改写:抛开原文语录形式的篇章结构，将其分门别类，使之成为一本有层次、有逻辑，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的书，译本为西方读者所乐道，成功地实现了向西方介绍孔子思想的交际意图。同理，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为迎合当时封建士大夫的审美期待，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口吻，使之读起来很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正像译论界前辈(王佐良，1989) 指出的，是有其良苦用心的。
源于东方人思维的整体性、间接性等特征，汉语语篇的建构一般是“螺旋式”地绕圈向前发展，把作出的判断或推理的结果以总结的方式安排在结尾:
八月一日第A G23 号合同项下的10 万吨小麦，原定于十月底以前交货。你方在合同中保证提前交货，并且以此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但是，这批小麦迄今尚未装运。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该语篇比较典型地说明了汉语篇章的建构模式，先陈述背景，再摆出证据，最后才说明言者的真实想法。它对翻译的启示就是译者得站在整个语篇的宏观层面，跳出孤立的句子局限，对目的语篇予以重构，以准确传递原文语篇的信息重点，提高译文质量。鉴于此，在将前述汉语篇译成英文时，就宜按英文语篇的组织特征而重组为:
We very much regret that the 100, 000 tons of wheat under Con tract No. A G23 of August 1, scheduled to be delivered by the end of October, is up to this moment not dispatched,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you have guaranteed an early delivery in the Con tract, which was actually sign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王玉章，2001)
当然，语篇层面的翻译技巧还反映在基于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意向性等属性而在目的语中运用调序、增删等在内的手段与方法，不过从纯描写的角度观之，这些形式同样在词、句层面上得到了反映，因此这里不再赘述。总之，从语篇解构的宏观层面出发，围绕着读者认知环境和语篇建构特征两个方面采取加注、改写、语篇重构等在内的翻译手段无疑是实现翻译乃交际的本质属性使然，理应将之纳入翻译技巧描写的视野。
三
从解释充分性的角度，现有关于翻译中种种手段、方法的阐释也不尽如意，这主要表现在对各种翻译技巧和方法的介绍与阐释“局限于语言和文本本身，且大多数时候是迁就读者而提倡译文译成自然的归宿语言，较少人把翻译方法与技巧跟文化、政治联系起来。”(张美芳，2001) 如在一本翻译教材中，其中关于成语的翻译举了这样一个脱离语篇的单句。
Don’t 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has been stolen.
该书给出两种译法：一为直译，另为意译。
① 不要等马被盗后，才去锁厩门。
② 不要贼走关门。
然后明确地指出意译的②比直译的①要好。显而易见，这样的判断纯粹是从目的语本身作出的，完全忽略了对语句所在语篇即语境的考虑，而这种脱离语篇完全从目的语本身着眼进行判断与阐释是经不起推敲的。诚如杨晓荣(2001) 所言，“如果是在文学作品中，像这样生动形象的语言，又不会造成什么理解困难，或许直译才能更好地体现民族风情，地方色彩和人物说话的特色”。
翻译中的直译、意译是两种最为主要的翻译方法，一俟译者在思想上做出选择：偏向直译，还是偏向意译，就必然会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在词、句和语篇的层面上表现出诸如增益、删减、合译、分译等翻译技巧和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因此，以下我们以翻译过程中对这两种译法的选择为例，从语篇的层面对影响、左右使用和选择翻译方法和技巧的因素与条件进行探讨。
关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历来就聚讼不已，纷争不断。主张直译者自然会罗列出直译法的一大堆好处与理由，比如说可以丰富目的语语言。
倡导意译者自会提出把源语的语言规范强加给目的语是不现实的，这不仅加重了读者的阅读负担，有违翻译传意之宗旨，且从交际的角度看也不一定有效，因为在源语文化中有效的交际方式，在目的语文化中则不一定有效等。
诚然，直译、意译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译者在实际翻译中，到底何时直译？ 何处意译？就事论事，只从语言本身往往无法得到充分阐释的。如汉语成语“对牛弹琴”，翻成英文，取直译为：play the lute to a cow；意译则为：cast the pearls before swine。但是到底选择哪一种，只有从该成语所在语篇去考虑才能作出取舍。单从语言形式本身，正如钱歌川曾经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把“对牛弹琴”英译为：cast the pearls before swine；还是将cast the pearls before swine 汉译成“对牛弹琴”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把珍珠投给猪，猪不但不识宝物，反而冲上去咬投珠人；而“对牛弹琴”则不然，牛只是不懂音乐之美，仍悠闲地吃草，他不去伤害弹琴人。但这只是脱离语篇、语境的孤立分析，一旦放在具体的语篇，情形则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如对于《青春之歌》中的下述的这个语段:
他(指胡适) 一边直奔楼上走，一边振振有词地对他身边神情惨淡的蒋校长说:“对牛弹琴，一一何必对牛弹琴! 快走，梦麟，快走! ”南英的英译本是这样处理的:He hurried up the stairs, assuring the terrified presiden’t beside him. “Sheer waste of breath ――like 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 ? Hurry up ，Meng Lin!”
放在这样一个语篇的使用环境中，诚如吕俊(2001) 所言，“使用这个出自《圣经》的英语习语来译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反动校长蒋梦麟欲将‘金玉良言’奉献给爱国学生，学生不仅不买账，反而把他赶下台。洋博士胡适用典出《圣经》的话来戏慰，是十分得体的译文。相反，如直译‘对牛弹琴’为play the lute to a cow ，就会大异其趣，了无生气”。
因此，对翻译过程中何时直译，何处意译的阐释必需从语篇入手，展开来说，需从原文语篇的交际意图、文本类型、译文语篇的交际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及认知水平等多方面进行。
原文语篇的交际意图往往是与语篇类型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认为，根据语篇重在传递信息，还是抒情呼唤而可粗分为信息类与抒情类两类。一般而言，前者如法律文献、政治文献、学术文献、新闻报道要求有更多字面对应的准确性很强的直译，而后者如歌词、诗词、抒情散文、舞台或电影剧本、小说传记则要求使用更多不求字面对应，只求可读性的意译。(参见冯庆华，1997：47248)
就译文的交际目的而言，如果重在向译者介绍、传递源语的文化形象，则往往直译加注：而如果更多考虑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追求目的语规范，则往往采用意译。如对《红楼梦》中“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翻译，偏向直译的杨宪益与偏向意译的霍克斯就作了不同翻译处理，译文而因此呈现不同的面貌:
“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 转引自郭建中，1998)
不仅原作作者在创作时有心中特定的读者群，译者在将源语篇译成目的语篇时同样有其心目中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认知水平，这自然对译者的翻译方法的选用产生很大的影响。鲁迅就因此指出“我们的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显而易见，“针对不同读者，翻译的内容、方法、文字、句法等都应该有所不同。”(陈福康，1992)
概言之，对于不同内容，针对不同的对象，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行的翻译，为了得到不同的效果，就不得不在翻译方法上作出不同的选择：对于，比如，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对于面向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的翻译与面向儿童的少儿读物的翻译；对于面向舞台演出的电影脚本的翻译与着眼于原语特征的文献性翻译，其在翻译方法选用上必然不同：偏向直译，还是偏向意译。
结语：从语篇的角度对翻译过程中所依赖、使用的各种技巧进行探讨是我们的初步尝试。由于人们对语篇一词概念外延认识不尽一致，对英汉语篇建构特征及其在翻译中是否以及如何予以转换仍在探索，且不乏争议，尤其是，表现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手段、方法运用的背后往往折射出众多的从微观的形而下的语言特征，到宏观的形而上层面的诸如权力话语、认知图式、审美规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本文对翻译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与技巧的描写与解释只是对本命题理论研究目标――充分性之彼岸推进了一小步，远未到达彼岸。本文主要引进语篇视角的翻译技巧探索，本文未触及从语篇的属性以及语篇的功能等角度对本命题进行探讨，这只好留待今后了。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1.
［2］ 陈小慰. 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J]. 中国翻译，2000，(4).
［3］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3.
［4］ 郭建中. 翻译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 外国语，1998，(2).
［5］ 吕 俊，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 潘 红. 认知环境差异与语篇连贯的翻译解读[J]. 外语学刊，2001，(3).
［7］ 司显柱. 论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J]. 中国翻译，1999，(2).
［8］ 司显柱. 对我国传统译论的反思――关于翻译技巧研究的思考[J]. 中国翻译，2002，(3).
［9］ 司显柱. 语篇翻译再探[J]. 翻译季刊(香港) ，2003，(28).
［10］ 杨晓荣. 翻译标准的依据：条件[J]. 外国语，2001，(4).
［11］ 杨自俭. 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J]. 中国翻译，2002，(1).
［12］ 王玉章. 关于思维方式与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3).
［13］ 张美芳. 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司显柱（1962- ），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功能语言学，英汉语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