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的翻译与研究需要大力加强，作为善于学习的中华民族，我们需要更为系统地理解西方思想传统。
○我们的教育者，应该从多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改进我们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中的“经典教育缺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给我们民族经典的古典思想价值以现代化理解。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教育和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文化一度被忽视，而近年来，国学的价值重新被重视，甚至在全社会形成了“国学热”。究竟该如何看待国学在现代教育中的价值，如何看待国学与西学的关系？
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有关“国学与西学”的争鸣，从思想立场上看，当时的争论有三派：第一派力主以西学为中心，第二派力主以国学为中心，第三派则以西学为参照重建国学。而今反观，尘埃落定，得失俱显。第一派，由于未能系统地翻译与研究西学，只有粗浅的介绍，所以，他们的思想虽有开创新风之功，但是，用现在的眼光看，已经不太具有真正的价值。第二派，坚守国学的正统，在经典校注、文献整理等方面成就斐然，保存了文化的精粹。但由于他们排斥西学，思想趋于保守，所以，虽有保存国粹之功，但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贡献甚微。第三派则显示了近代中国思想之实绩，他们的研究既有中国古典思想之风范，又能与西方思想形成真正的交流。
这三种思想立场其实是可以共存的，那么，为什么唯独第三派有所成就呢？
在我看来，第一派，翻译和研究西学不够扎实和彻底。如果积几十年之功，真正深入翻译与研究西学，中国会有多么丰厚的思想财富！据一位学者介绍，在全世界范围内，德国学者的著作被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的数量列世界第二位，而德国学者将其他民族的著作翻译成德语的数量则列世界第一位。或许，这也可算是德国思想创新之动力所在。在现代性语境中，我们不仅不必排斥西学，还要下大力气全面系统地译介西方思想，等我们的西学译介恢宏博大，何愁思想不能自由创新！那种自大地排斥西学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伟大的文明应该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
第二派，整理与研究国学缺乏创造性眼光。由于过分重视经典的小学研究，我们的许多国学研究者完全沉醉在文字和文献之中，不敢对经典思想进行创造性解释，结果，考据文章越来越多，而思想创新性解释越来越少。在当前，我们的许多国学研究者甚至不敢再研究经典，只致力于非经典的填补空白式的研究。这种取向的直接后果是：民众的思想需要得不到满足，民族的古典生命价值观得不到理解和发扬。
第三派，虽接受西学教育，但落脚点在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现代发挥或思想重建。他们把西学的思想方法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学术研究，直接满足了中国人的思想创建性需要。事实上，这一批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被中国思想界与读书界所广泛接受。例如，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汤用彤、牟宗三、钱穆、朱光潜、宗白华、余英时、杜维明等。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当前的国学与西学之争，应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思想错误。
首先，国学与西学不能相互排斥。中国思想有其悠久之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保留了许多优秀的典籍，特别是先秦思想典籍的原创性价值和文化深度，并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但是，我们一直不善于通过创造性解读来发展民族的优秀思想。许多人还是坚持“不识字，即不要谈先秦经典”，把语言文字与历史考据看得至高无上。难道先秦经典只能采取古典式阅读方式？在我看来，岳麓书社的“白话经典”书系就很值得推崇，即将先秦经典译成白话，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比较阅读中，我们更容易从现代意义上直接理解古典思想。与此同时，西学的翻译与研究还需要大力加强，作为善于学习的中华民族，我们需要更为系统地理解西方思想传统。
其次，国学中确有伟大的思想需要承传与解释发挥。去年，在厦门大学的国学与西学讨论会上，杜维明特别提到：我们要通过对孟子思想的创造性阐释，重建现代中国信仰。我同意杜维明的看法，但是，我认为，不仅需要从孟子出发，还需要从周易出发，阐释周易中的生命道德理想与信念，特别是易传的君子思想与生命雄健精神，同时，还要把《道德经》中的伟大思想进行创造性发挥。我们的国学不能只是为了保存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经典建立民族文化的生命价值信仰。
第三，应克服当前文化传播中的时尚化与表演化倾向。国学太艰深了，所以，需要通俗化解释，但是，我们应该对当前国学复兴中的时尚化与表演化倾向引起重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周易礼记，蕴含着极其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但也必须承认，现代人确实不容易读懂这些伟大的经典，但是，我们可以通俗化地认知经典，特别是通过“经典的白话翻译”来扩大经典的思想影响。同时，也需要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从多种途径传播民族经典中所蕴含的古典思想价值。如果我们太注重媒体宣传和表演，就会使我们对经典的理解庸俗化，因为许多人羡慕和关注经典讲解者的表演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巨大财富，相反，对民族经典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重视不够。从当代意义上说，中国人迫切需要精神价值的重建，我们的教育者，应该从多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改进我们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中的“经典教育缺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给我们民族经典的古典思想价值以现代化理解。这是非常富有意义的事情。
我相信，在国学与西学的会通中，中国思想必将获得真正的发展。这是我们对生命教育的期待，也是对民族经典思想教育的期待。
(李咏吟/浙江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