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与翻译的创造性
陈 敏
(怀化学院外语系， 湖南怀化418008)
摘要：翻译的创造性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信息进行增添、删除及重组，这一现象虽然背离了传统译论中“信”的标准，但若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则能够为之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传播学；翻译；创造性；增添；删除；重组
Creative Translation with Guidance of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
CHEN Min
(English Department of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Hunan 418008)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on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addition, omission and reconstruction with guidance of 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 a vio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is acceptable and natural on the base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creativity; amplification; omission; reconstruction
一、前言
自从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的标准以来， (尽管他本人在其翻译实践中并未完全遵循，严复当初提“信、达、雅”，是指他主观的努力，并感叹在实践上完全做到十分不容易，实为“三难”，尤其是要做到“信”，困难重重。) 这三个字长时期以来被翻译界奉为圭臬。由此导致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论争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战的迹象。从鲁迅的“保持原作丰姿”到傅雷的“神似说”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译者们心目中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纯粹透明的翻译，相信翻译能够忠实表达再现作者的原意，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意境、风格和神韵等。而事实上，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译者不可能把原作者意图完整无误地复制下来，因为每个译者都是从自身的偏见出发理解接受作品的。译者所处的文化范式、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受其影响形成的个人审美情趣、文学气质、认知能力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译文难以做到完全的“信”。这个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翻译客观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翻译的障碍(语言、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障碍) 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偏离”。但若留意于翻译史上发生的一些译事或出现的一些译品，我们还可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除了客观的因素所造成的不“信”或失“信”之外，还有译者的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失信，或对原作的自觉偏离或背叛，甚至大量的增添、删除、重组等“创造性”的翻译［1］ (P26) 。这些现象和问题，已经很难从传统的翻译标准“信”或“忠实”中得到解释，这就给我们的翻译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的翻译研究不应仅仅囿于一种理想的追求中，给翻译实践硬性规定一些标准或原则，而应正视翻译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或现象，做出正确、客观的描述，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再在更大的范畴内去加以考察，得出结论。本文就以上问题和现象，纳入传播学理论体系中考查，以期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中寻求有力的理论依据。
二、翻译与传播学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翻译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走出了传统翻译研究的阶段，正以一种向各邻近学科开放的姿态朝着多元发展，并逐渐成为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质的独立学科。它已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符码转换的文本活动，而被视为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活动。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所谓传播(communication) 就是一个系统(信源) 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 ，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以达到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共享。［2］ (P58)
翻译其实是一种信息的传播或交际活动， 即communication，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3］ (P102) 。它是一个涉及到信源、信宿、信号、信道、噪音等要素，以及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翻译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中“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生过程。”［4］ (P68) 。在充分认识到翻译的传播本质后，翻译被认为是“与语言行为和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传播是指一个系统(信源) ，通过操纵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从威尔斯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翻译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但与普通传播不同之处在于，翻译驾驭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操纵者必须选择文化换码，而并非原来的符号系统。简而言之，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具体地讲，文学翻译是美学信息的跨文化传播，科技翻译就是科技信息的跨文化传播，应用文体的翻译就是实用信息的跨文化传播。这决定了翻译应该是传播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
虽然翻译活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传播过程，但在许多基本性质上与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只是带上了一些特殊的性质和特点而已，它们都属于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的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了社会关系。
三、翻译的创造性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语言有上千种，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民族在独特而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用来表达其意思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每一种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各有其特点，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是两种有众多不同点的语言和文化的碰撞，要恰到好处地实现信息传播和交际，有极大的难度，译者需要对原文进行再创造。没有创造性的翻译，就谈不上高质量的译文，也谈不上翻译的艺术和乐趣，翻译工作也就会失去其生命力和吸引力。
从传播学而言，翻译的创造性是指译者在理解原文信息和作者创作意图时不可避免会带上主观色彩，在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再现原文信息时，会采用独特的处理方法，体现自己的风格，即译者按照一定目的对原文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分析、转换、存贮与传输等方面的加工。信息加工是翻译创造性的关键环节，是利用信息资源的重要前提。［5］ (P96)
下面主要就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增添、删除、重组等三个方面来探讨翻译的创造性：
1、增添(译文划线部分为增添信息)
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而沟通离不开翻译，跨文化信息传播和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了这种传播和交流顺利进行，译者有时需要采用增添的手法对原文信息进行加工和创造。比如：
(1) 那黄色的崖壁上，黑色的岩石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川字。
When the boat passing through the long chary Gorge, we see the huge Chinese character “chuan”, meaning river.
(2) 怀化汤团
Huaihua Tangtuan – stuffed dumplings made of glutinous rice flour served in soup.
(3) 郑成功
Zheng Chenggong – a national hero of the Ming Dynasty who recaptured Taiwan.
(4) 湘
Xiang – the traditional name for Hunan province.
从上述例子增添的信息内容来看，均为背景式的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如“川”字。为了易于译文的读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译者，亦即传播者之一，人为添加了新信息来加强传播效果。用跨文化传播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增添属于一种新的文化代码。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编码与译码均与文化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们对来自不同文化的代码的诠释必然受到己有文化的过滤；文化这一过滤器对人们接受的某一特定符号加以界定，并决定如何对其解释。作为目的语的英文读者因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这些句子，他们在把语言符号转为意义的过程中势必受阻，从而影响到信息的接受［6］ (P108) 。因此，目的语言的文化过滤器(cultural filter) 使译者不得不考虑增加语言代码，减少因文化特性而给目的语读者，也就是受众所带来的困难。英汉两种语言，由于词义范围不一，句子功能不一，各自根植的文化背景不一，因而传递信息的功能也不一样。汉语的文化信息量很大，译成英语时就可能要添加一定的文字背景。汉语和英语若只作字面上的对等，英语是难以取得和中文受者对原文相同甚至相似的传播效果的。例如：英文受者对“Zheng Chengong”的字面理解是某人的名字，而中文受者却能由此联想到这位民族英雄为祖国收复台湾的丰功伟绩。只有通过添加的背景，英文受众才可以进一步获悉郑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加深了对这一文化信息的印象。增添这一技巧虽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可称为不“信”的行为，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完全合理而且必要的。
2、删除(原文划线部分为干扰信息，译文划线部分为须删除的信息)
由于中文独有的曲折含蓄的表达方式和篇章组织结构，有着堆积词藻，掺入一些煽情文字的模式。而这些不直接透露信息的文字，在传播学的观点来看，干扰了信息的有效传播，影响了受众的信息接受，因此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删除，保留最为有效的信息。例如：
水印山容，使山容益添秀媚，山清水秀，使山更显柔造性情。有诗云：岸上湖中各自奇，山斛水酌两相宜。只言游舫浑如画，身在画中原不知。
The hills overshadow the lake, and the lake reflects the hills. They are in perfect harmony and more beautiful than a picture.
显而易见，本例中，译者(信息传播者) 之所以删除了词藻堆砌且文化特色气息太浓的诗词，是出于为读者(信息接受者) 着想的目的，在不影响原文信息的前提下，为他们排除文化障碍。试想若是译者不辞辛苦地将其译成英诗，且不说译文成功与否，这些诗句势必难于被只具备一般文学欣赏水平的大众所理解［7］ (P58) 。倒不如将原文信息化地译为“They are in perfect harmony and beautiful than a picture”，这样一来受众倒很快接受了主要信息：此地景色宜人。诗的不可译性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早有定论，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实用文体的翻译旨在传播信息，故而对于信息功能远远低于美感功能的诗忽略不译也是合理的。
3、重组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翻译中的重组就是译者对原文信息进行鉴别、筛选和分类，在译文中进行重新编码和解码，并改变其原来的行文格式，以增加译文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突出重点，吸引读者，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提高文化、信息传播的效率。重组在翻译实践中被广泛地应用，尤其是在对外宣传报道的消息类新闻中，大量的信息在跨文化传播中被重组［8］ (P60) 。请看下列：
非法闯入我军事演习区域采访
三名香港记者被遣送出境
新华社福州3 月10 日电，三名香港记者擅自闯入我军事演习区域进行非法采访活动，在福建省平潭县东澳码头被当地公安机关扣留。经审查，香港女记者孙蕴、邓德慧、刘玉梅三人受香港东方报业集团周刊部主管指派，于3 月6 日晚上飞抵福州，在3 月8 日凌晨潜入我军事演习区域窃取我军事演习情况。她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的有关规定。福建省公安机关已在责令其书面承认错误并没收其非法获得的有关资料后，于今日下午将她们遣送出境。
(《人民日报》，1996 年3 月11 日)
Mainland expels HKjournalists
FUZHOU(Xinhua) – Three journalists from Hong Kong were expelled from the mainland on Sunday afternoon by public security officers of South China’s Fujian Province, for violating the State Security Law.
The journalists were detained after they were found to be conducting illegal interviews inside an area wher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as holding exercises on March 8.
They admitted that they had flown to Fuzhou,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n March 6, and got into the exercises area early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8 ，in ord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ercise.
(China Daily, Tuesday, March 11, 1996)
原文除标题外，仅有一段文字，中心突出，层次分明，是一则短小精炼的新闻报道。从信息功能来看，原文的正文仅有四句话，表达四层意义： (1) 三名香港女记者被公安机关扣留及其原因； (2) 她们此行的背景、目的和日程； (3) 她们所违反的法规； (4) 公安机关将其遣送出境。这四条信息中以第(4) 条和第(1) 条为主，这一点从标题中可得到印证。译文有三段文字，虽然结构不同，但如实地反映了这几条信息［9］ (P276 – 277) 。首先，译文按事实材料的重要性依次排列，将原文信息进行重组，把最重要的信息―――三名香港记者被遣送出境的事实及原因作为导语置于全文的第一段，尔后分两段陈述了原文第(1) 条和第(2) 条信息，并将原文背景材料中有关的次要信息在译文中略去，如当事人姓名、她们受何人指派以及公安机关令其书面承认错误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等。尽管如此，译文还是再现了原文的信息功能，传达了主要信息。总之，通过重组，译文保持了原文信息的内容和功能不变，取得了与原文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的“创造性”虽然背离了传统译论“信”的标准，但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传播学理论动态性原则的指导下，翻译过程中各个环节、因素的研究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这说明传播学广阔的理论研究体系能够提供翻译学所需的模式和有益的养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翻译的创造性并不是没有根据和限度地胡译乱译。译者在创造的同时应受到译语语言文化规范与原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译者必须在两种规范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与宏观语境的协调，真正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规，使原文信息在不同语言文化世界得到再创造，实现应有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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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道德. 传播学［M］ . 武汉：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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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俊，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7］张国良. 现代大众传播学［M］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8］沙香莲. 传播学［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9］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陈敏（1971 – ），男，苗族，湖南会同人，怀化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