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批评五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翻译批评五十年：回顾与展望

　　●　文军　　刘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语系，北京　100083）

　　〔提要〕　本文分50 年代初期的翻译批评高潮、50 年代后期到1978 年的相对停滞期、1978 年到1986 年的恢复期和1987 年迄今的多元发展的新高潮期四个时期，对翻译批评50 年来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并从批评理论的完善、批评方法的开拓和建立翻译批评学三方面对翻译批评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翻译批评；翻译史；综述

　　翻译批评伴随翻译实践而生，它既运用翻译理论同时又强化理论研究，正如Peter Newmark 所言， “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条主要纽带”（1988：184） 。因此可以说，翻译批评不仅对翻译实践是有导向作用，它对翻译理论用于实践也最具有直接性。

　　翻译批评的实践虽然开展很早（如我国古代的质文之争、直译意译之争等） ，但对翻译批评本身的研究却是近代的事。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翻译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简要地将之分为四个阶段：1. 50 年代初期的翻译批评高潮期；2. 其后一直到1978 年的相对停滞期；3. 1978 年到1990 年的恢复期；4. 1990 年一直到现在的多元发展的新高潮期。

　　本文将对这四个时期的主要成就作一简介，并对翻译批评的发展加以展望。

　　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翻译批评的四个阶段

　　1949 年全国解放以后到现在的50 余年中，翻译批评也和其他领域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而这些曲折的发展，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联系颇为紧密。这里的四个阶段，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

　　（一） 50 年代初期的翻译批评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百业待兴，百废待除，文艺战线的任务尤为艰巨。具体到翻译上，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翻译的无计划、无组织状态，二是粗制滥造的译作充斥市场（孙致礼，1996 ：193）。因此，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成了当时政府有关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

　　1950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为题，发表了3 篇翻译批评文章，以政府为主体拉开了50 年代初期翻译批评高潮的序幕。其后1951 年11 月的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和1954 年8 月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都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保障翻译质量的重要措施提了出来。

　　在这一阶段，全国翻译工作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重要的阵地就是《翻译通报》杂志。不少翻译家和理论家以之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争鸣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0- 1952 年三年期间， 《翻译通报》发表的翻译批评文章就达到80 篇，内容涉及译者态度、翻译作风、政治素养、翻译质量、译文风格、专业知识、误译、历史知识、结构、注释、背景知识；理解力、译本比较、翻译方法等多方面；批评的体裁涉及科技翻译、科普翻译、剧本翻译、历史类翻译、儿童文学翻译、会议纪要翻译、诗歌翻译、小说翻译等，可以说基本涵盖了翻译的各种体裁。

　　这一时期除了对各种具体译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对翻译批评的理论探讨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当数时任《翻译通报》主编的董秋斯先生的《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一文，以及著名翻译家焦菊隐的《论翻译批评》。

　　董秋斯先生在《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1950） 中首先指出了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抵有两种：1. 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2. 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但是，这两种困难并不能成为不进行翻译批评的理由，“目前翻译界还存在有很严重的粗制滥造的现象，但就这一点来说，批评已经必不可少。正如没有公认的度、量、衡，依旧可以进行贸易一样，我们的批评家对当前的翻译工作，心中总该有个数，这个‘数’就是我们进行批评的标准”。接着，他又提出了“临时的标准”的概念：“这所谓的临时的标准，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纲领’。它不应当是由主观规定的，它是由客观归纳出来的，它是最好的翻译与最坏的翻译的折中线。”随后董先生就怎样进行翻译批评，提出了翻译批评的重点问题：“不要说过去几十年间的翻译书浩如烟海，就是这一两年间出版的，数量也已经很大了。我们从哪里批评起呢？很显然，若要使我们的批评发挥适当的作用，那就非先去找重点不可。我们目前的翻译批评，至少有以下三个重点：1. 译者和翻译书出版者的作风；2. 影响比较大的经典文献和供多数人学习用的理论书；3. 比较难译的文句。”董先生对这种重点突出的批评方法的前景作出了乐观的预测，“假如我们每一篇翻译批评，都有一定的重点，并且提出了适当的解决办法，或经过大家讨论后，得出了适当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可以把我们翻译工作推进一步的。”董先生这篇文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翻译批评所面临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都作出了精当的论述，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是著名翻译家焦菊隐的《论翻译批评》（1950）。焦先生首先谈到了批评标准问题，“批评的标准，本来是很难定的，尤其我们丝毫没有可以依据的东西，所以必须逐步地建立起来。给翻译批评指出一个原则性的方向，决不是主观地订立一个衡之事实过高或过低的标准，而是要在今天中国翻译界的一般水平上，从一般严肃的翻译工作者的集体经验中，归纳出一个切乎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标准，本扩大翻译工作影响的目的，作为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翻译界现阶段水平的指南。这个标准，第一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第二不是永远不变的―――它在翻译工作发展到一定的新的水平后，反过来会修正这个标准，充实它的理论的基础，把它的条件更推进一步的。”他对翻译标准的看法，应该说与董秋斯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文章后面，作者就“建立翻译批评的共同纲领”发表了几方面的意见：1.必须估计哪些客观条件? 除“人力”、“语言”外，作者特别强调了“影响”：“我们要首先估计某一译文对于新中国文化的影响。倘若一种译文，在人民的思想知识上，起了一定的提高作用，虽然它里边有若干可以商讨的地方，也该表扬重于批判。”2. 必须分辨哪一类的译文? 作者颇有见地地提出，“在我们进行批评的时候，不能用一种准则去衡量所有不同学科的译文。”并进一步区分了对自然科学的译文、社会科学译文和文艺作品译文的评价标准。3. 哪些要公开批评，哪一类不必? 作者区分了根据译文错误的性质，哪些该公开批评，哪些不必，前者如“译者政治修养不够，无意中歪曲了正确的思想”， “大体上歪曲了原著正确意识和中心思想及作风（文艺） 的”、“任意删漏增添而无补益于（并且伤害了） 原意的”、“语言问题”。后者则指“个别字句的斟酌”、“笔误、校对的错误等”。

　　上两篇论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们为50 年代初期翻译批评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并使译界在以下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应该有不同的批评标准；撰写翻译批评文章时，译者的态度应该是“善意的”、“良好的”、“恳切的”。

　　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批评也存在一些缺点。“表扬的少，批判的多。不少批评大多侧重于指摘字句的误译，而很少就译本作本质的、全面的批评。”（孙致礼，1996：198）

　　（二）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一直到1978 年的相对停滞期

　　这一时期的开始，大致以当时全国惟一的翻译理论专刊《翻译通报》的停刊（1954 年） ，一直到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翻译批评也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经历了一个异常艰难的萎缩期。在此期间，50 年代初形成的良好的批评风气逐渐淡薄，甚至到了基本无批评的状态（从更广的意义上讲，或者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批判代替了学术的批评） 。这一时期尚可一提的大致有以下几事：

　　1.《西方语文》在1957 年6 月的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3篇译评文章：一是杨周翰评方重翻译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二是吴兴华评马洛著、戴镏龄译《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三是巫宁坤评卞之琳译《哈姆雷特》。“这3 篇文章都出自著名学者之手，他们对各自所批评的译作，一方面肯定其优点和成就，另一方面有指出其缺点和不足，堪称茅盾所说的‘友谊的建设性的批评’。”（孙致礼，1996 ：199）

　　2. 卞之琳等4 位外国文学专家的《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1959 年第5 期） ，讨论了艺术性翻译的标准问题、本分和前提问题、限制和创造性问题等。

　　3. 著名学者钱钟书1963 年3 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载1964 年6 月《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它是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钱先生在本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随后，作者谈到了林纾的翻译，他肯定了林译所起的“媒”的作用，此外，作者还论述了翻译作品在艺术上胜过原作的可能性。

　　上述翻译批评的成就都在“文革”以前。而从文革开始一直到十四中全会前，翻译批评基本上进入了“冰冻期”（当然，关于这一阶段，迄今尚无详细的研究资料，似可加以关注） 。

　　（三） 1978 年到1986 年的恢复期

　　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期”，主要是指，尽管这一阶段的翻译批评文章数量大增（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共发表翻译批评论文165 篇） ，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文章更多地侧重于“挑错”似的评论，从宏观上基本承袭了50 年代初期翻译批评的传统。这当然只是一种总体的概述，但这一时期尚有许多继承基础上的发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加强了对国外译论的评介：这一时期较为广泛地开展了对国外译论的介绍与评价，如对乔治?穆南论翻译理论问题的介绍（郑福熙，1981），依瑞?列维的翻译观的评论（丛林1981） ，对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的评介（包振南1982），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的介绍（蔡毅，1982），西奥多?萨瓦利所论述的翻译原则（刘重德，1986），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译坛影响甚为深远的奈达翻译理论也在这一时期介绍进了中国（如丘懋如，1984）。

　　2. 加强了对优秀译作的评论：这一时期除对误译的批评外，与50 年代初不同的是，加强了对优秀译作的推介。如《名利场》中译本选介（南木，1980），喜读《鲁迅诗歌》英译本（许渊冲，1981），鲁迅诗歌英译初探（左丹，1981），戏剧大师翻译的戏剧――谈曹禺译《柔蜜欧与幽丽叶》（方平，1984），学习《卖花女》中译本札记（蔡耀坤，1985）等。

　　3. 强化了对汉籍外译的评介：在重视外译汉作品的评论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汉籍外译的评论。如，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张培基，1980）， 《红楼梦》西文译本一瞥（姜其煌，1980），理解与表达――《红楼梦》英译本学习札记（陈文伯，1982）；评介《骆驼祥子》的两个法译本（李治华，1984）。就是对京剧也有了评论文章，如对京剧《凤还巢》英译的评论（邵静芬，1986 ；胡冬生，1986 ；徐新民，1983）。

　　4. 对译家的研究明显加强：这一时期对中国现当代译家的研究得到加强，范围不仅是早期的翻译家，如鲁迅（周启付，1981），瞿秋白（陈殿兴，1983），郁达夫（晨曦，1984）。也涉及到当时健在的译家，如季羡林（蒋忠新，1983），张谷若（楼沪光，1983），王佐良（杨志木，1983）等。

　　5. 跨学科研究翻译初见端倪：这一时期开始了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翻译，为日后跨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乔姆斯基的深层表层结构对翻译的意义（李胥森，1985） ，能否再现原文的效果是检验译文质量的试金石――兼谈文体学对翻译课教学的启示（李嘉祜，1985）等。

　　6. 对翻译批评理论的探讨有了一定进展：在其他方面有了一些进展的同时，对翻译批评理论本身的探讨也在进行，这一时期这类研究总体而言数量不多。例子如翻译与评论（许渊冲，1985），翻译界也应大力开展评论工作（康观，1986）。

　　（四） 1987 年迄今的多元发展的新高潮期

我们之所以将1987 年定为这一时期的开始，主要是这一年7 月，中国译协在青岛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并开启了中国翻译界十年大辩论的序幕（郭建中，2000 ：247－265）。1987 年迄今，时间虽不足20 年，但翻译批评的发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空前的。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批评范围不断扩大；②批评方法不断丰富；③批评理论逐渐完善；④批评成果日益显著。

　　1.批评范围不断扩大

　　批评范围的不断扩大，主要是指翻译批评的对象从传统上以文学翻译为主，转向了各种体裁并重。可以说，翻译批评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各类文体的翻译。如：科技翻译（李亚舒，1988），经济（张伟、顾宏远，1987），贸易（李幼秧、赵毅，1992） ，法律（傅伟良，2002），商务（倪士荣，1998），旅游（文军，2002），遗传学（顾盂耀，1988），物理学（李鄂石，1989），生命科学（李湘，1989；），医学（李雁波，1995 ；李照国，1997），药学（王忠亮，1997），等等。

　　批评范围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说明翻译批评的功用正在逐步扩大，同时，它也为翻译批评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2.批评理论逐渐完善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对学科本身的基本理论问题加以全面系统的研究为基础。翻译批评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翻译批评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加强了对翻译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或曰翻译批评的本体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以“翻译批评”为题的论文就有42 篇，内容涉及到翻译批评的定义、性质、分类、功能、过程、评价标准等翻译批评的基本问题（桂乾元，1994 ；文军，2001），也涉及到翻译批评的对象、目的、方法等问题（李文俊，1992 ；林克难，1996 ；许均，1997）。从研究的对象看，这些论文不仅有对翻译批评的宏观论述（孙致礼，1999），也有对具体体裁翻译批评的阐述，如文学翻译（刘重德，1992 ；杨武能，1994 ；王宏印，2004），科技翻译（黄忠廉、李亚舒，2004），口译（蔡小红，2003），甚至有对诗歌翻译的批评理论研究（孔慧怡，1991 ；田惠刚，1994）和历史上翻译批评观的考察（王林、戚咏梅，2004），等。

　　批评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丰富了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与此同时也为翻译批评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批评方法不断丰富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随着翻译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翻译跨学科研究的兴起，翻译批评不断从其他学科吸收新的方法，或从跨学科角度评析翻译，极大地丰富了翻译批评方法。简略而论，翻译批评的方法不但包括了常见的科研方法，如历时研究（马晓冬，1999），量化分析（银恭喜，1987），调查研究（胡庚申，2004），同时还包括了翻译学科本身的方法，如多元系统理论（陈宏薇、江帆，2003 ；林立伟，2003），奈达信息传译理论（彭红， 1999），功能翻译理论（文军、高晓鹰，2003），女性主义翻译观（张瑞娥、陈德用，2003）。更为重要的是， 还包括了诸多跨学科的方法， 如心理学（ 姜秋霞，1997），文体学（封宗信，1999 ，2000 ；王珍珍、万正方，2004），文化学（陈小慰，1998 ；徐，2003 ；黄汉平，2003），修辞学（朱肖晶，1998；），接受美学（贺微，1999 ；韩征顺、王健，2004），系统功能语法（黄国文，2002，2003 ；徐，2004），阐释学（祝朝伟、张柏然，2002），话语理论（张佩瑶，2003），语用学（钱多秀，2003），语篇理论（毛荣贵、范武邱，2003），关联理论（文军、邓春，2003），交往行动理论（吕俊，2004）等。

　　批评方法的多元与多样，不仅开拓了批评视野，也促使翻译批评向客观分析和系统化迈进了一大步。

　　4. 批评成果日益显著

　　前面主要介绍的是本时期论文方面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批评成果日益显著，是指除论文外翻译批评著作方面的进展。

　　著作方面，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多部涉及翻译批评的专著和文集，涵盖了翻译批评概论（许均，1992 ；周仪、罗平，1999 ；姜治文、文军，1999 ；马红军，2000 ；杨晓荣，2005 ，等）、译家评论（吴洁敏朱宏达，1990 ；高慧群、乌传，1992 ；王友贵，2001 ；孙迎春，2004 ，等）、译作批评（喻云根，1996 ；汪榕培，1997 ；王宏印，2000 ；崔永禄，2001 ；刘士聪，2002 ，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这些著作的出版，扩展了翻译批评的研究范围，深化了翻译批评的研究内容，为翻译批评研究的系统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这一时期中的几次事件有必要单独一提：1. 1995年翻译界关于《红与黑》的大辩论：当年， 《文汇读书周报》与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对《红与黑》几个版本意见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比较为读者所接受的有郝运、郭宏安、罗新璋、许渊冲、罗玉君5 种译本。同时，译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对话，就名著复译、文学翻译的再创造、异国情调与归化、“忠实与再创造”、“风格的鉴识与再现”、译者的追求与读者的期待等种种涉及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冯亦代，1998 ；许均，1998），在翻译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次论争的成果，集中反映在许均《文字?文学?文化》一书中。2. 关于红学译评：2002 年10 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与《中国翻译》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这是专就一部文学经典的翻译举行的学术会议。大会就《红楼梦》翻译研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将我国的典籍翻译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会议的成果，以《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为题出版（刘士聪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10 月第1 版）。

　　此外，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件还有1997 年《中华读书报》发起的“翻译作品面面观”的征文、90 年代中期关于《尤利西斯》译本的讨论以及《外语与外语教学》编辑部组织的关于翻译学的讨论等。上面我们只选择了两个事件加以介绍，主要在于两者分别代表了外译汉和汉译外。这些翻译事件，其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它们使翻译（和翻译作品） 受到了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事件，翻译界对相关问题加深了认识，更有利于翻译和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

　　二、对翻译批评发展的展望

　　展望翻译批评的发展，除“建立批评规范”、“扩大批评队伍”、“扩大批评园地”几项工作仍需加强以外（王恩冕，1999），以下几方面尤需深入拓展：

　　1.批评理论的完善。尽管在近期的研究中对批评理论的研究有了大幅度的加强，跨学科研究也给翻译批评带来了活力，但毋庸讳言，翻译批评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当然与批评对象的复杂性有关，但如何运用翻译学和相关学科已取得的成就，研究出适用于翻译批评的、全面而成体系的理论，仍是译界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

　　2. 批评方法的开拓。迄今译界已在翻译批评方法上做出了诸多努力，批评方法从简单的“挑错”发展到了运用诸多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翻译批评。但我们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将已用于翻译批评的方法加以归纳总结，分析其适用性；二是大力开拓适用于翻译批评的诸多方法，比如统计分析的方法如何用于翻译批评等。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翻译批评的方法论体系。

　　3. 建立翻译批评学。在完成上两项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批评学。当然，它并不是前两项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充分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前提下，在充分弄清翻译批评发展史及史料的基础上，建立翻译批评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翻译批评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而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带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唯有如此，翻译批评研究才可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作者简介：

　　文军（1957 – ），男，四川达州人，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词典学、外语课程与教学。

　　刘萍（1982 – ），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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