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各有身份也好，所译文体不同也罢，只要是翻译，都得从词义句法的ABC着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应邀回到黑龙江大学，奉命给学生讲几句话。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起，就把自己的老一套搬出来了，谓既是英语系的学生，那就一要学好英语（夯实基础、注重口头和书面的实践），二要学好汉语（别以为汉语非专业、自己又是中国人，大可不必操心），否则不知道会在哪个最ABC的点上磕磕绊绊，云云。幸而中间穿插了几个学生们常规的错误作为例子，老生常谈没有招来倒彩。
此时此刻，这两句老话又出来了，因为刚刚读到的几句英汉译文：
希契告诉文森特，他认为可以肯定共产党的军队是可以被有效利用的，如果满足他们两个条件的话：（1）他们需要有爆破装置和日本的军火，因为共产党军队现在使用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小型武器。（2）……（［美］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
照我的意思，从汉语行文看，“被”应当“被”略去――尽管原句是被动语态。“需要有爆破装置”，何妨改为“需要爆破器材”？一句话两个“可以”，第二个能否改为“能”呢？从英汉翻译看，与“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小型武器”相对照，我猜“军火”其实是“弹药”，而英语原文应当是ammunition而非munitions――前者尽管较后者多一个音节，却少了一点内容：它仅指弹药，不包括枪炮，而后者连枪炮带枪弹炮弹炸弹手榴弹都有了，这才叫“军火”。教给我这个区别的，是抗战末期昆明“Dr.Wu’s School”（译训班）的教官Dr.Nichols，大约原是美国西部的一位牧师，常常戴着一顶宽边牛仔帽。
思绪跳跃，跳到几年前《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朱宪生先生《译诗断想》一文。文章以译者的从业特点为准，把译诗分为三类：诗人译、译家译和学者译。与此相应，提出三种译风。这是很有意思的分类法，犹记得当时边读就边有好些感想。例如说，就我看来，三家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或曰苦处。长处：诗人显然更擅长体会和转达诗情画意、节奏韵脚，学者对诗人和诗的历史背景往往更有把握，而译家对两种语言和翻译也许较为熟练？至于短处苦处，我只记得译家独有的了――我的翻译，属于匠人作业，称不上译家，但总算一家子罢――作为社科领域翻译刊物的编辑，所译所校总是论文；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好办。难的是论文之中时不时会出现古典诗词，例如陈旭麓教授论述义和拳事件的长文《庚子与辛丑》，其中不但有诗，还有一位大学士颂扬“大师兄” 的长长的对联。再有一篇论述道学家朱熹迫害官妓严蕊的长文，引了她那首哀怨的《生查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严蕊这首词我同情，别的诗则未必。但无论同情与否，更不问我能否译得出来，编务会既然决定英文版要发这篇文章，所引的诗词就都得一并英译，于是不免有时抓耳挠腮，只差把原文印出来，让读者自己捉摸去了。
但阅读朱文，我的主要感想不在于此而在于翻译本身的普遍性的规定：译者各有身份也好，所译文体不同也罢，只要是翻译，都得从词义句法的ABC着手。此言近于废话，幸好周克希先生的“语法还得懂罢？”一问（《译诗断想》，载《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月8日）恰好为我解说。朱文以吉卜林四行短诗（I could not look on death，/which being know，/Men led me to him，/blindfold and alone）的两篇汉语译文为例，指出头一位译者（应是专业译者）错了，第二位（诗人）也错了，都错在不识which之为关系代词，其antecedent乃是“I could not look on death”而非此句中的任何一词。这诗是《不列颠百科》引以为范本、说明何谓poetry的。这一错，该词条关于诗的七种形式的论述，一条条都成了绊马索。而which的用法，在英语应算是ABC罢？
《不列颠百科》中文版版期为1999年，于是一直保留着上述的头一种误译。这部大书我家里和现时长住的女儿家里各有一部，不时查阅，尽管电脑里早就装进了最新的英文版本，说明我对它、对中英双方的合作、编者和译者的努力的尊重。虽然，这失误岂不也有助于说明当代翻译的问题，尤其是提醒我们ABC不可或忘――在我们回顾新中国新时期的翻译的时刻？
（作者：冯世则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