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交流当中，文学作品是打通交流渠道的重要途径。自五四以来发轫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对世界文化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译介。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既是其中的受益者，也是其倡导者和参与者。鲁迅在谈到他写《狂人日记》起因时，坦承自己的创作得益于“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和百来篇外国小说”，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文学翻译在文化运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学翻译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每一次思潮涌动，都与我国文学的译介有着直接的联系。当前，关于文学翻译的诟病时有所见，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文学发展的潮流和读者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距离，全民外语水平的提高似乎并没有带来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文学翻译的普遍水准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翻译大家并没有因为翻译作品的增加而出现；另一方面，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与日俱增的同时，如何把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世界也成为人们共同的呼吁与期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谈论文学翻译在当下的状况及其前景就显得特别重要。
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现状并不像某些论者那样想象的不堪。新时期20多年来，我们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比前70年达到的程度在总量上要超出很多倍。翻译大家却为什么没有因此促生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翻译的专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家同时也多是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郑振铎等人，他们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才是翻译家。当代中国，职业细化的不断加深，致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分离。此其一。其二，文学翻译的专业化使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现代文学早期作家与翻译家双重身份的现象在今天已经很少，这自然也造成了人们对翻译家期待标准的复杂化。其三，今天人们对文学翻译的要求已经近乎于标准化，即既要文采传神，又要务求准确。鲁迅的“信达雅”是最早的翻译信条，鲁迅本人的翻译更注重的是“直译”。而像傅东华翻译《飘》那样完全可以任意发挥的做法，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在“标准化”的要求下，文学翻译如何实现求美、求真的统一，如何满足当代读者的要求，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关于文学翻译问题的探讨中，另一种声音也越来越引起业学界的关注，即如何运用纯熟、地道的外文把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外国去。这是一个新近才冒出的问题，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要求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化产品能够更多更好地走向世界。我们不遗余力地翻译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在走向世界方面却困难重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翻译水平的滞后。如何将优美的汉语转译为地道的具有美感的外文，这可能是摆在文学翻译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