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奥运从英语标识做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杜大卫（David　Tool）教授有个愿望，就是能为帮助中国提高英文标识翻译水平做出点自己的贡献，这个想法产生于五年前他在观看一次京剧表演时的感受。当时，蹩脚的字幕翻译让外国游客笑得前仰后合，深受触动的杜大卫于是提笔给中国文化部写了一封信，表示可以自愿为名胜古迹撰写水平更高的英文导读。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愿望后来真的实现了。2002年年末，他被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聘为“专家顾问”。从那时起，他就立刻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随着北京市政府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着手改造旅游景点设施，杜大卫就肩负起了为旅游指示牌书写正确英文的重任。

　　从种植上万棵树木到建造高科技喷泉舞台等，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北京正在全力以赴地迎接奥运会的到来，但恐怕没有什么能比提高指示牌翻译准确度这件事更有影响和挑战性的了。北京市眼下正掀起了一股提高外语水平的热潮，的士司机学习简单的外语会话，市民踊跃参加社区英文比赛。市政府和北京市旅游局（Beijing　Tourism　Administration）也没闲着，他们正在认真研究，如何在改善旅游设施的同时也让众多旅游景点的指示牌更容易为外国游客所理解。国内外语言专家认为，从餐馆菜单上木须肉（mushupork）的翻译再到故宫（Forbidden　City）的翻译都可能引起外国游客的误解。

　　杜大卫称，在中国这个十分在意自己形像的国家，英文标识翻译不规范是件丢面子的事，而且，这对外国游客也不够尊重。现年59岁的杜大卫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90年，并且从2001年以来一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杜大卫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早年曾是美国陆军上校并参加过越南战争，他还在斯里兰卡担任过佛学研究院的院长。他说，这些一目了然的翻译错误将影响到外国游客对中国文化及历史的了解。他说，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就可以使外国游客对传承5000年的中华文明产生误解。

　　然而，要真正做好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尽管没有为此领取薪水，但杜大卫心甘情愿。如今，他不仅要完成四十座大型博物馆和四十个二线场馆的介绍，还有长达六百页七捆卷宗的高速公路和地铁标识等着他完成。据他估计，至少已经翻译了五万个标识。大多数标识原先都是由北京市政府不同部门各自翻译的，现在北京市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刘洋说，通过营造一个国际语言环境，奥运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展示北京城市面貌的机会。刘洋还是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Beijing　Speaks　Foreign　Languages　Program）组委会办公室主任。这个旨在提高北京市民英语水平的活动最初酝酿于2001年，当时北京决定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举动已经深入人心。

　　尽管英语和法语都是奥运会指定的官方语言，但刘洋表示北京不准备把当地的标识翻译成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北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1990年亚运会之前也举办过类似的活动。但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官方刊物指出，有很多指示标识的英文翻译仍有待改进，如植物园的指示牌被翻译成了“Lead　to　the　desert　grows　the　plant　hall”。

　　其他亚洲国家也有借助举办体育盛会大力整顿英文标识翻译的经历。例如，1998年韩国在举办夏季奥运会期间，韩国政府发起了提高翻译水平的活动，并聘请外语好的国人为到访的外国游客提供帮助。此后，韩国提高外语信息准确度的努力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因此到了2002年韩国举办世界杯的时候，韩国就不再为改善标志牌犯愁了。

　　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熊玉梅把改进北京标志牌英文翻译的工作列为北京筹办奥运会第三紧要的任务，仅次于改善环境和完善历史名胜设施这两项重任。

　　熊玉梅表示，旅游业是最能从举办奥运会中受益的行业。她说，到2008年时，估计来北京的游客人数将从2004年的360万人次增至460万人次，增幅接近30％。为了迎接游客的猛增，北京市已经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修建“四星级”厕所、为残疾人和老年人修建匝道和电梯、为售票处提供刷卡设施（Visa是2008年奥运会的主要赞助商）、新建20个信息中心、取缔无照商贩、在与历史名胜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允许合法商贩出售纪念品、将北京西南角的周口店古猿人遗址修葺一新等。

　　全球一流的国际团队正在忙着帮助北京修缮故宫、颐和园等历史名胜。在修缮过程中，他们也在讨论是否要保持古迹的历史原貌。在所谓的旧城区，也就是故宫城周边地带，新建的商店和非法建筑都将被夷为平地，并在周边铺设步行区，从而突出故宫的风采。

　　英文标识还将出现在许多为迎接奥运而匆匆开放的新景点。有许多中国名人的私宅将首次对外开放，其中包括20世纪早期的京剧名角梅兰芳，除此以外，北京还有许多高官显贵的大宅院，也就是所谓的“皇家园林”将开始接待游人。另外，旅游局还将致力于改善北京658家星级饭店──北京市政府在申奥过程中曾保证这个数字到2008年将增至800家──以及4，000家规模较小的旅馆的服务。在这个领域，提高员工的英语水平已成为全市范围的努力目标。熊玉梅尤其自豪地指出，全市的4，000条街道和历史景点标识已经得到了校对并作出了更改。

　　熊玉梅表示：奥运会当然对我们是个大大的推动，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过去就强调必须大大加强。

　　不过，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的刘洋表示，“我们组委会在简化语言表达方面的最大困难不是来自于英文，而是中文。”中文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示许多不同的意思。举例来说，如何翻译“洋桥”桥，因为“洋桥”的“桥”也是桥梁的意思，不过这个名字已经延用了数百年。对于已经广为人知的“hutong”（胡同）、“tofu”（豆腐）或者是“Sanlitun　bar　street”（三里屯酒吧街）又将如何翻译呢？专为标识问题组成的30人顾问委员会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并已召开了会议，用刘洋的话说，这些会议让人非常疲劳。他们希望在2006年年底前向北京市市长提交的报告中提出初步意见。

　　不过，杜大卫表示，这项工作由于组委会成员的不同语言背景而陷入困境，这些专家曾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地方生活或学习。他说，“他们无法对什么是标准英语达成共识。”最终，委员会决定依据在中国商务活动中应用最广泛的美式英语来制定。

　　因此，“W.C.”（卫生间）和“WayOut”（出口）将被更为常见的“Toilet”和“Exit”所取代。高速路标识将参照上海的标准执行。杜大卫说，“交通部采用上海的标识作为执行标准，我想是因为上海的外国人数量长久以来一直都超过北京。”虽然更多的决策权掌握在杜大卫和他同事的手上，但这位美国人建议说，只要意思清楚明白，他们可以接受“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因此在中国的道路标识上将继续出现“Keep　Space”（保持车距），而不是“Maintain　Distance”；卡车专用车道将继续采用英式英语被称做“Carriage　ways”。不过，“Bridge”仍将继续指代立交桥，因为委员会难以在美国用法overpass和英国用法flyover之间作出取舍。不过“Underpass”（地下通道）将取代意义模糊的“Groove”。此外，司机也不会再看到提醒他们不要疲劳驾驶的写着“No　Driving　Tiredly”的标识了。

　　有时候，杜大卫的工作远远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他修改了博物馆里那些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介绍文字，比如将“the　first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干$1元年）改为西方人更容易理解的“A.D.1735”（公元1735年）。他还删除了一些“the　glorious　tradition　and　outstandin　gwisdom　of　the　Chinese　masses”（辉煌的历史和中国人高超的智慧）等浮夸的句子，他觉得这些句子不利于人们欣赏文物古迹。他还删掉了一些反日和排外的语句，用他的话来说，在那些在侵略战争期间遭到破坏的场景中，这些东西显得太直接。

　　而为中国菜肴制定标准的英文名称的任务似乎更艰巨，不过这的确十分必要。在菜单上你经常会发现一些家常菜被翻译成“stewed　bean　crud”、“badly　cooked　starch　cubes”或者“fish　in　first　position”这类稀奇古怪的名字。北京旅游学院牵头有关机构搜集了一万份餐馆菜单用于研究和分类。该学院翻译委员会的初步目标是提供在二百家三星级以上餐厅最常见的一千种菜肴的官方英文菜名。这个翻译委员会由二十名志愿者组成，其中有英语教授、餐饮行业经理以及多数来自美国的“外国专家”。旅游学院副教授冯冬明表示，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因为菜名是我们文化中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我们必须以长短适中的英文向外国来宾传达出基本意思。

　　但是，对中文字面意思是“吞下云彩”的“云吞”（有些地方称“馄饨”）该如何处理呢？常见的“鱼香肉丝”是该翻译成“fish-flavored　shredded　pork”（有鱼香味的肉片）、还是“slivered　pork　in　garlic　sauce”（用蒜味佐料做的猪肉条）还是干脆就叫“Sichuan　sliced　pork”（川味肉片）呢？

　　尽管这个任务似乎相当艰巨，但冯教授表示，委员会将在11月份之前在网上公布初步整理的结果。餐饮店不会被强制要求按这套新的英文菜名制作菜单，但是，如果这些英文名被比较高级的酒店餐馆采用，它们可能会流向全市小型、非星级甚至还没有营业执照的餐馆──这样的餐馆估计全北京有一到四万家，随后还会扩散至全国。

　　为避免这样的跨文化沟通仅仅停留在菜名的层面上，该学院还准备实施一个项目，培训酒店服务生用标准英语向用餐的客人介绍菜品及点菜。实际上，目前有数万北京人将参加北京市英语水平测试，这是北京市与英国剑桥大学共同创办的考试项目。

　　对杜大卫来说，所有这一切努力与其说是为了让中国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与国际接轨，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他说，中国和北京在现代化和改善环境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这很值得赞扬。如果最后在一些标语牌上还能见到一些常见的奇怪用法和拼写错误，只要它们比以前有很大改善，他就不会感到失望。他还承认，他希望他的工作能成为他的“遗产”流传下去，成为他给这个国家的礼物。

　　杜大卫宏大的翻译工程已使他多少成了一位名人。中国官方媒体曾撰文赞扬他，他还被授予“长城友谊奖”，北京一家电视台还拍摄了有关他的电视片，并选他作“北京奥运大使”（BeijingOlympicMissioner）。

　　有意思的是，他或许不得不告诉他们，他这个新头衔的英文翻译其实并不恰当。（作者：JohnKrich）

　　

（文章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