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学习成绩就特别好，可是初中毕业后却上不了好的高中，其中的缘故说来话长。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长春上的，长春的初中参加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这在其他的地方是很少见的。
学校鼓励学生贴大字报，初三的孩子自然是什么都不懂，就到别的学校去看，看了回来自己写，写的内容是“工农生活差别大”、“苏联援助中国不是无私的”、“海参崴是中国的领土”等等。
到了大辩论的时候，我因为坚持所谓的“反动观点”，毕业时的操行评定得了“丙”，如果不是年纪小，可能就被打成右派了。最后，我连一般学校都上不了，只能去了一所新建的高中。不过，这件事情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新学校里有一批因1957年的事情上不了好学校的同学，他们学习好、有思想、对事情有独立的见解。
我在新学校里过得很愉快，有了几个新朋友，我们在一起谈文学，写诗，偶尔也谈谈政治，如果是现在，怕都成了校园诗人了吧。但是，那时我虽然只有15岁，已经领教了什么是“阶级立场”，没有了盲目的乐观主义了，对社会有了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老师、领导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了。
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我报了北京大学，并且宣称，如果考不上北京大学，就到农村去，别的学校一概不去。我喜欢法国文学，喜欢斯丹达尔、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当然，我也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没有报考中文系，是因为我幼稚地以为，我的母语是汉语，没有必要再到大学里去专门学习。
大三或者大四，我和几个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名字叫做《小红花》，刊登我们的译作和对法国文学的评论，在同学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也引起了系里的注意，认为是学生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幸亏我们很快就去“四清”了，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一位系副主任还把这件事搬出来，说是系里本来打算处理的“学生中的思想问题”等等。
舍南舍北皆春水
编辑提示
从二炮到新华社，再到社科院，郭宏安继续着他的幸运。而在这一切幸运生涯后面，是读者的幸运：他们收获了一位优秀的翻译家。
说起来有意思，虽然大学期间我被当做白专典型受到批评，毕业分配还是被第二炮兵选中了。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同学都到农场了，分到部队是最好的出路，在这一点上我还要感谢部队“惟成份论”的政策，我能到部队完全是因为我的工人家庭出身。
我在部队呆了整整八年，法文用不上，更不用说文学了。因为能写，工作能力也不错，在部队很受领导器重。为了留住我，部队领导曾经向我许愿一旦部队外事工作正常运转，就让我到驻外使馆去工作。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要走的路，我不愿意丢弃我在大学里学的专业，不愿意放弃我的理想，就申请转业了。我的转业并不容易，二炮司令部党委开了三次会呢。
当时的新华社非常需要法文专业又是党员的人才，派外当记者。为了把我调到新华社，新华社对外部的一位领导到二炮跑了许多趟。我调到新华社不到半年，就把我派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文，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后派往西方留学的第二批学生。其实，当记者也是我的一个理想，中学时还写过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就说长大了我要当一名记者。
可是两年后我回到新华社，正赶上恢复研究生招考，半年以后，我就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名研究生，那时我已经35岁了。后来遇到新华社一位管人事的朋友，她说：“新华社做了一桩赔本的买卖，把你送出去留学，刚一回来你就跑到了社科院。”
我还是没有抵挡得住文学的诱惑，虽然钱不多，但我不后悔，因为我做了我喜欢的事。
重扬《恶之花》
编辑提示
郭宏安最著名的一本译作大概就是《恶之花》。这本在10年前出版的书开了文学名著插图本的先河。
上个世纪的30年代，波德莱尔在我们国家鼎鼎有名，但解放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除了上世纪60年代初在《译文》上露了一面。他的作品被完全否定，说他太颓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我的论文和译文在恢复波德莱尔的本来面目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日内瓦上学的时候，我就学习过波德莱尔的作品，所以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作的是《论〈恶之花〉》，诗只是译了部分为我论文所用，没有翻译整首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把15万字的论文交给漓江出版社，但一放就是几年，他们犹豫，怕赔钱，但也不肯放弃。
后来，他们的主编刘硕良先生和我商量了一个很别致的方式，让我在论文后面附100首诗，再配上一些插图，这样，论文在前，但它是序，诗在后，但以诗为主。
没想到这个非主非宾、亦主亦宾的形式居然取得了成功，书大概印了七八万册。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大的电信公司工作，我的译文集出版后送了他一套，他看到之后，激动不已，特地打来电话诉说《论〈恶之花〉》对他的“震撼”。
有一个深圳的文学青年，给我写了好几封信，说他读了《恶之花》之后很感动，还把他写的诗寄来给我看，但我没有给他回信，首先我很难评价他的作品，不能给他泼冷水，而且我也不想鼓励一个人走上文学道路，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天分，你给他鼓励反而会把他引入歧路。
《红与黑》的夙愿
编辑提示
《红与黑》大概是译本最多的一种法国文学名著。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很难评价郭宏安的译本应该在10多个译本中占据如何的位置，但这本书在一位翻译家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而喻的。郭宏安比斯丹达尔幸运，他过上了自己想过的幸福生活。
《红与黑》的翻译，可以说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夙愿，一个从1963年就埋藏在心底的夙愿。
1957年之前，对中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书是《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朵夫》，也许还可以加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批判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红与黑》首当其冲，1959年出版过一本批判《红与黑》的书，“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还说《红与黑》是“黄色小说”。
多年来对这本小说的看法是片面的，态度也是不公正的，而且已有的版本也嫌太老，所以当译林出版社找到我，约我重译时，我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我译的《红与黑》只有40万字，比别的译本少了5万字，而且只用了5个月，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我译得太快了，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心里已经把《红与黑》翻了30年呢。
中学时候我就看过《红与黑》，当时以为这是本励志小说。后来，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试着从原文接触文学作品了，读了译成法文的《伊利亚特》、《奥德修纪》、《红与黑》、莫泊桑的小说等。
学校开过一次关于《红与黑》的座谈会，好像是由《中国青年报》的主编主持的，我在发言中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那位主编说：“你的观点很有意思，继续谈谈。”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就不再讲了。
那个年代，于连的话题是一个禁区，更不用说是同情了。十年以后，在北京图书馆碰到一位北大英语专业的同学，他对我说：“你不就是那个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郭宏安吗？”现在想起来，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发生在那个年代居然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红与黑》的主题是人怎样才能幸福？斯丹达尔认为一个人不能有过多的钱财，也不能没有钱，过少要仰人鼻息，过多有其他的烦恼，钱刚好能看书、谈恋爱、和看歌剧就够了。我和斯丹达尔的想法一样，幸福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能看书和写作足矣。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