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尤金・奥尼尔到阿瑟・米勒从纳博科夫到侦探小说
梅绍武1928年生于北京，原名梅葆珍，父亲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任北京图书馆国际交换组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翻译作品包括约卡伊・莫尔的长篇小说《一个匈牙利富豪》，《任性的凯琴姑娘―――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选》和奥尼尔的剧本等。他翻译的阿瑟・米勒剧本《炼狱》在国内上演之后影响巨大，此外，他还翻译了纳博科夫最重要的作品《普宁》、《微暗的火》等。
对梅绍武来说，翻译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和夫人偷偷翻译侦探小说就是明证，即使面对最艰涩的纳博科夫，梅绍武也享受着豁然开朗时刻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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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是“三剑客”
在当年，梅氏读书沙龙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而此后董乐山、施咸荣、梅绍武组成的“三剑客”则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辉煌。如今“三剑客”已经不再，但他们用译笔留下的影响却越来越久远。
父亲的前三个孩子都夭折了，而当时北京有两个活到九十多岁的老人，一个叫葆琛，一个叫葆珍，父亲就将它们用做哥哥和我的名字，算是借借老寿星的福气―――还真灵验！
到读书的时候，当时内地只有两所好中学，一所是南开中学，另一所是在贵阳的清华中学。在去贵阳之前，父亲怕日本人阻拦我们离开香港，就根据小名给我们改了名字：北方人家里都是把小孩叫小二、小三什么的，我是小五，所以改名叫绍武，一直用到现在，改不过来了。
我1946年中学毕业，当时所有的男生都是去报考工科，要以工业报国。我也考上了杭州的之江大学电机系，但因为我的数学不怎么好，念得很吃力。一年之后，听说燕京大学的外文系很好，加上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家里很支持，我就约着老同学一同报考燕京大学，所幸一考就考上了。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过一年的便衣警察。因为我在大学里学了点外交，所以被分配到天津公安局做武警，待了一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性格不适合，加上眼睛又不好，就在父亲的老朋友夏衍的帮助下，调到了文化部。他问我想在哪儿工作，我说给我找个有书看的地方就好。
我在北京图书馆干了29年，从事国际图书交换工作。几年前，图书馆给工作30年的人颁发了奖状。去年我生病的时候，图书馆的老同志来看我，我说：“我就差了几个月，你们不给我奖状？”他们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奖状给我补过来了，哈哈……
我大约是“文革”期间，进行国际图书交换没有中止的惟一一人。那时候别人要我参加革命，我说：“不，你们都是革命派，我是搞生产的。”我的胆子很大，“资产阶级文学作品”也敢交换过来。
我那里有很多在外面看不到的书，就相当于一个宝库了，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到我那里寻找精神粮食，包括萧乾、王佐良、冯亦代这些大家都跑到我的办公室借书，那时侯他们是“黑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反动学术权威”，我把书偷偷借给他们。给他们提供书看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以前，因为改革开放后，虽然可以通过外文书店购书，但当时外汇很紧张，不能随便拿去买资产阶级的书。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读书沙龙”了。
还有我的老朋友傅惟慈、董乐山、李文俊也经常到我家来借外文书看，那时侯我们相约，以后有机会要抱定某作家进行专题研究，我当时给自己选定的研究目标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和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科院成立美国研究所，创始人董乐山和施咸荣邀请我过去一同工作。施咸荣研究美国小说和文学史，董乐山研究美国社会与文化，我研究美国戏剧―――董乐山说我们是“三剑客”，现在三剑客走了俩，就剩下我了。
曹禺没听过阿瑟・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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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今天的角度，曹禺不了解米勒是一件非常奇怪、也非常悲哀的事情，这个掌故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翻译的重要性。今天米勒已经不那么流行了，可是他曾经带来的影响，人们不会忘记。
1978年，阿瑟・米勒到中国访问，国家安排曹禺接待。
米勒知道中国的第一剧作家是曹禺，但曹禺对他说：“你是美国的剧作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米勒觉得很奇怪，也感到不太高兴，这个情况被反映到了夏衍那儿。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参上写过文章，介绍米勒所写的部分剧作的内容提要。夏公打电话给我说：“绍武，你写的那篇文章还有存稿吗？赶紧复印了给黄佐临寄过去。”夏公让黄佐临在上海接待米勒的时候挽回影响。
他们果然在上海一见如故，黄佐临告诉米勒说：“我们很早就介绍过你，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过你的剧本的故事梗概。”米勒听了很高兴，黄佐临就请他给中国观众推荐一出自己的戏，他推荐了《炼狱》。
黄佐临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把《炼狱》翻译出来，我要排练出来公演。1981年这幕剧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时候，为了吸引观众，改名为《萨勒姆的女巫》。
这个戏十分成功，一连上演了50多场，观众们觉得剧中反映的美国历史上的冤案和“四人帮”造成的许多冤狱很相似。有个观众看了演出之后对米勒说她不敢相信这出戏出自一个美国人的手笔，还有人写信给黄佐临说：“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历史的悲剧决不能再重演。”我是在1983年才见到阿瑟・米勒本人，他过来导演英若诚翻译的《推销员之死》。他告诉我他正在看元杂剧，还说：“我很欣赏中国的戏剧，我们外国的话剧，一般观众到第二三部还不太清楚人物关系，你们的一出来就自报家门，让观众了解得很清楚。”后来他回到美国，在自己的剧目中也采用了这种自报家门的形式。老先生现在快九十岁了，还在写作。
第一个介绍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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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洛丽塔》，但或许正因为如此，到现在为止，纳博科夫也没有在中国产生真正的重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对第一个译介纳博科夫的梅绍武来说更是如此。
我是第一个介绍纳博科夫进入中国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上海译文出版社要出一套书介绍美国文学，找到我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纳博科夫，因为他当时是西方很重要的一个作家，被称为“小说之王”。
他们本来要我翻译《洛丽塔》，但我拒绝了，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姑娘谈恋爱，我不太喜欢它，觉得它和我们中国的道德不太相符。但后来我看到评论，说它讽刺了美国社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不要把它当做一部黄色小说。现在它在美国也得到很高的评价，我想，它大约还是一部好作品吧。
当时我选择翻译的是《普宁》，它比较好翻译，也很幽默，讲的是一个沉浸在祖国俄罗斯文学里面的大学教授，在美国教书时出了很多洋相。这本书我在图书馆时没有交换来，是从我在燕京大学的恩师赵萝蕤那里借到的。
1985年，一位美国作家到我家里来聊天，听说我翻译了《普宁》，就建议我翻译《微暗的火》，说它是纳博科夫最好的作品。我看了之后觉得这部书太难翻译了，李文俊建议我选译。我花了半年的时间翻译了其中几章刊登在《世界文学》上。1999年的时候，我才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把它全部翻译了出来。
纳博科夫好用生僻的古典字，一般字典上找不到，翻译他的书得备一本《韦伯斯特国际大词典》。他的文笔十分晦涩，就像一位西方评论家说的那样，头一遍让你云里雾里，第二遍理出些头绪，第三遍才能茅塞顿开，发现其中阳光灿烂无比。
所以，翻译自有翻译的乐趣。像纳博科夫就尽制造谜语，有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等到突然豁然开朗就会很高兴。
纳博科夫的作品在世界上很有名，但在中国知道他的人不多，大约是因为他没有像米兰・昆德拉那样被宣传得厉害。明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打算重新推荐一下纳博科夫的作品，应该会有效果。
偷译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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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说可以通过侦探小说了解外国社会，这话还是太“正确”了，其实“有趣”两个字已经足以为通俗小说正名，好多作家和译家都喜欢偷偷弄一些通俗作品，其实这些作品往往有更强的生命力。
一般人觉得通俗小说不值得看，但我觉得挺好的。比如侦探小说，我们也可以通过它们了解外国社会。上大学的时候，课上只介绍严肃文学，而我和我老伴在燕京大学的时候都喜欢私下里看看侦探小说。
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翻译一些侦探小说，提供给《啄木鸟》和《外国故事》刊登。《外国故事》是我们的老朋友任溶溶在上海主编的一本给孩子们看的杂志。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太可怜了，阅读的东西太贫乏，所以想翻译点侦探小说给他们看。而且，好的侦探小说都会把坏人写得很聪明，但是不管坏人有多坏，最后都会被破案。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孩子的名字署名，比如红红啊、美美啊、东东啊。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搞严肃文学的，突然搞通俗文学有些不太好意思。后来任溶溶说就用你们自己的名字吧，帮我们增加一下这本刊物的知名度。
可惜的是，前年这本杂志被停刊了。
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翻译的侦探小说有40万字已经被编成了集子，但还有好几十万字没出版。现在我到了晚年了，怕脑子失灵，常常和老伴一起翻译一点通俗小说，尤其是侦探小说。我们翻译时，也不用看字典，一边翻译一边哈哈地笑，权当消遣。
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让我们重译《福尔摩斯》，我说它都已经有那么多个版本了，何必呢？他们说现在市面上的版本都不太好。我们看了看，发现即便是名家翻译的也有错误，的确有必要重译。我们选了21个故事，翻译了37万字，明年应该就会面世。到时候看看这个精选集的销路好不好，再决定要不要全译吧。
采写/摄影刘晋锋
记者手记
纳博科夫在与夫人共同生活的最初日子里，就列出了一张清单，明确指出哪些是他不会而且永远不准备学会的，其中包括：开车、打字、说德语、合上伞、与熟人交谈。
据梅绍武先生的夫人屠珍教授透露，梅先生也是坚决不开车的，尽管在他小的时候，家里就有汽车可开。再有，梅先生是坚决不进厨房的。
梅先生自己告诉我说：他喜欢看书、听京戏和西方古典音乐，不喜欢浪费时间，尤其憎恨打牌赌博。
“她虽然美，不代表她是没有灵魂的。”梅先生和屠教授一致为阿瑟・米勒的前妻玛丽莲・梦露抱不平，说其实她一直都只是想演好剧中的角色。
研究了一辈子的外国戏剧的梅先生，到了晚年觉得还是中国的戏剧好，应该大力弘扬。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