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对翻译工作的批评逐渐多了起来。这自然是好事。但在众多的批评中，我仍然感到，似乎缺少那么一点对译者的理解与宽容。这里，我想站在译者的立场上，讨论一下造成劣质译文的原因之一。或许，换一个角度来讨论问题，更能切中潜伏其间的症结所在。
对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来说，他必须具备两种语言的操控能力。第一种自然是对他意欲翻译的语种的掌握，这种掌握除了对该语种的语法、修辞等项目的熟练，同时还要求他了解该语种背后的整个文化构成，包括它的历史、政治、宗教、伦理，以及形形色色的风土人情等。第二种则是最基本的，但实际也经常被忽略的语言能力，即熟练运用译文所呈现的语种。有过翻译实践的人应该都清楚，要达到上述这两条，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福楼拜说过，创作就是去找到那精确描写的唯一的词。事实上，在创作中，这种情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可以敷衍过去的。但是，在翻译中，就没有任何可以“绕开”的借口和权利，职业道德要求译者必须去寻找那个“唯一”。只有这样，他才能无愧于“翻译”，而不是“改写”。如果有人采取省略不译的做法，就等于是在“偷工减料”。因此，我本人翻译某部作品，一旦遇到了陌生的单词或难解的句子，在检索辞典和多方求教也梳理不好的时候，只能“半途而废”，即便此前的译文十分精彩，也只好忍痛割爱。尽管如此，翻译中的错译和误译还是在所难免，它们就像某位前辈所比喻的那样，是“猫身上的虱子”。
人们常常把编辑的工作比喻成“为他人作嫁”，并因此而打抱不平。殊不知，就某种程度而言，译者更像私人作坊里的织工，而且其承受的辛苦和压力恐怕更甚于编辑，他往往被派定了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处境。在出版社或杂志社的催逼下，我们的译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夜以继日地进行文字的转换和缀连工作，千辛万苦地完成一件新“嫁衣”―――译文。如果成功了，人们大多记得的是作者的名字，倘若不幸失败了，译者需要承担的罪责可就大了，口诛笔伐的批评让译者遭遇到尴尬和委屈之后，只能把“打落的牙齿”往自己的肚子里咽，并且几乎从此不敢再妄生翻译的念头。
在国外，以对某部名著的翻译获得研究基金的资助是常见的事，甚至还出现过以翻译某部重要的作品取得博士学位的例子。在国内，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不少肯定翻译的重要性的言论，例如，“如果没有文学翻译，中国新文学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收获”；“倘若没有新时期以来各类政治、宗教、伦理、经济、历史等领域书籍的翻译，就不可能有近年学术界的繁荣，更遑论什么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一部好的翻译著作，其影响可能大于很多平庸的同类专著”，等等。
但是，在这些肯定翻译工作的言论的背后，整个社会对翻译工作者的忽视，却是令人心寒的。前述对翻译的基金资助几乎阙如，不但如此，而且在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翻译著作通常不被认作科研成果，即便是承认，它们的分值也远远低于论文和专著。而在与翻译联系最密切的出版界，这种现象似乎就更严重了，封面上有作者署名，没有译者署名或者把译者署名不负责任地弄错的图书，几乎俯拾皆是。至于奖项，与名目繁多的小说奖、诗歌奖、散文奖相比，极少有翻译奖的出现，偶尔设立，也只不过起个点缀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当一批优秀人才的翻译冲动就被人为地抑制住了。但与此同时，由于翻译尚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遂诱引一部分素质较差的人员进入了该领域，他们与部分急功近利的编辑“狼狈为奸”，炮制出了不少低质、劣质的译文，狠狠地给翻译界抹了一道黑。
我吐了这么一番苦水，目的自然不是要为翻译的错误辩解，更不是为充斥坊间的各种劣质译文寻找存在的借口，而是期望从一个基本的层面入手，改变“低酬报、低产出”的现状。确立一个良好的制度，既注意培养从业者的自律态度，也自外部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从而滋养起这部分人的敬业精神，让他们安心并乐于翻译的工作，同时不断吸引出色的人才充实这支队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的翻译质量。在没有精神与物质有力支持的境况下，有多少人能够顶着漠然的眼光，饿着肚子去“十年磨一剑”呢？而没有“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又如何能挥出作为精品的“一剑”？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