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阅读来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法国文学这样，与我们中国读者有着如此紧密的阅读关系，以至于翻译家傅雷先生一旦去世，巴尔扎克在中国也就去世了；仿佛此前他还一直活着一样。优秀译者是如此重要，在非母语国家的阅读当中，他几乎就等于原作者的化身。尤其是当我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法国文字译本，并多次与法国读者接触以后，我更加确信了这个判断。纵观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开初都是奔着财富和领土而去，最终的胜利却体现在文化的浸润与征服上。换一个角度来说，人类付出的无数生命与鲜血，实质上都是对于文化沟壑填埋。可见不同语种之间的沟通、理解与传达，是多么复杂和微妙。具体到小说的翻译，同样也是小径纵横，危险四伏。彼时的阅读时尚、彼时的心理需求、单元性的社会因素以及原著的版本来源，等等，都会直接影响翻译小说的本意与语言质地，导致歧义的产生或者轻佻浮躁的阅读，有时候则仅仅只能制造一些名言，在大众文化领域简单地消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一句式，便是典型的一例。
19年前，我们凭借一本薄薄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首次接触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当时，我们的确脑袋一热。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刚刚结束了漫长的政治冰冻期，春天之门在缓缓开启。那时候，任何一点绿色都被视为春的使者，受到高度的瞩目和热烈的欢迎。昆德拉的小说，首先以捷克的社会背景，获得了我们的亲切认同。他直接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哲学、历史与日常生活公然糅合，其写法显得新鲜而大胆，满纸的哲学名词，让我们模模糊糊感到自己被提升到了哲学的意义上，超越了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的认识，甚至书名还可以拗口乃至不通顺，其生涩感与雅皮士感的混合杂交，引起了我们尤其是文学青年心中一种难以言状的震颤，通俗地说，就是挠到了自己抓不到的痒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欧化的句式总是比较容易得到认可和宽容，以翻译语气制造出来的名言似乎更像名言。当年，我们根本没有思考能力，去意识曾经沦为半殖民地的祖国，其洋奴文化是否还残留着余孽。当然，我们更没有想过，母语为捷克语的作家昆德拉，由于1975年移居法国而才开始尝试的法语写作，作家是否真的可以用法语表达他的作品意图？何况他的这本小说，还是由法语译为英语，再由英语译为中文的。昆德拉与中国读者之间，绕了几个语言的弯弯，中国读者是否最近距离地接近了原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更多是因为非小说因素热着昆德拉，热着他的易于解读，热着他方便我们自己顺水推舟地表现自己的哲学知识，因为昆德拉的文本充满了通俗的哲学情调。后来，我们甚至并不是阅读，而是当作句式使用。这句式逐渐流行，慢慢进入电视的八卦节目，进入网上的调侃与卖弄，成为了更年轻的大孩子们的文化品位标签，因为这个年纪的大孩子和当年的我们有着同样的毛病：需要一点哲学、一点人生真知、一点郁闷闲愁，还有一派时尚姿态：对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昨日旧恨和今日疏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式，便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从小说的意义上，昆德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我们应该凭借什么来进行选择和认可呢？
感谢许钧先生在这个时候的出现。他的法语造诣和翻译技巧的精到，使得我们有机会如此接近和了解法国的当代文学。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许钧翻译的《桤木王》。《桤木王》的文字，是那么典型地表现出了法语的细腻，繁复，感性与敏感，在久违了的巴尔扎克时代之后，我们重又感受到了法语在当代小说血脉中的经典跃动。去年，许钧直接从法文版本，重新翻译了昆德拉进入中国的第一本小说，书名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显然，这个书名在语法上是通畅的，内容的表达上也更为贴切与忠实。今年5月，许钧又翻译了昆德拉的新作《无知》。许钧的译本，终于让一个比较真实的昆德拉浮现了出来。再回首这十九年来热烘烘的混乱，我们便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冷静的结论了。显然，沉静的清醒的阅读，对于作家个人，对于中法两国颇具渊源的文学交流，对于任何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和喜爱，对于所有年轻读者的成长与见识，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比如我，现在就可以十分明确地不再喜欢昆德拉的小说。因为我不喜欢主题先行，不喜欢直白地用哲学理论来阐释主题，还不喜欢小说人物只是哲理的木偶。我更喜欢小说语言本身的瑰丽。语言是绣花线，应该五颜六色，光泽熠熠，可以绣出栩栩如生又各个不同的人物形象。法文的繁华秀丽，意绪无穷，与中文是如此相近，好比两国的烹调技艺，都是那么讲究色香味。当然，我想我不是在肯定或者否定一个作家，而是在探究如何拥有沉静的清醒的阅读。一想起我自己花了十九年时间，才闹明白一点点阅读上的问题，便感慨。写下来，也算一点自我批评吧。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