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关系史记载着一段令世界惊奇的史实：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曾有上百万日本侨民滞留我国东北。受中国共产党政策感召，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回国后都主张日中友好，其中也有不少人自愿留下来支援新中国的建设。本文介绍的八木宽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国庆前夕，记者与我国前驻日公使丁民同志结伴，访问了这位贡献于新中国广播事业的专家。
八木先生年届八十有四，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最亮丽的年华是在中国度过的。老先生回忆，年轻时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20岁就跑到中国东北闯荡， 在日本的国策公司“满洲影画协会”写过剧本，1945年8月，在长春迎来日本投降。同年10月，“满影”被中共接管，在中共东北局日本管委会负责人赵安博的指导下，八木与日共人士大冢有章、导演内田吐梦等80多人进入中共领导的东北电影公司。 1948年，八木调入东北人民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这年8月15日，参与创办 了日语广播。194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筹办对外广播，八木夫妇又接到调令，在新中国成立的金秋10月来到北京，加入了新中国对外广播事业 的行列。
人生都有“亮点”，老先生的亮点之一，是翻译毛泽东的著作。八木较早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1945年，为了组织在东北的日本人学习，八木着手翻译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日本人在沈阳办的《民主新闻社》出版。他作为最早正式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日本人，被写进了中日关系史。
长期参与新中国的对外广播事业，这在八木自己当初也没有料到。他在一篇剖析自己心路历程的文章中写道，1946年春，东北民主联军攻打长春，某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八木家的二楼。开始时，八木对“自己在文化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深感内疚并怀有恐惧，但在与年轻战士的接触中，他逐渐打消了顾虑。有位山东籍的少年战士，父母兄弟都被日军杀害，但小战士懂得，“杀害他双亲和侵略 中国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日本人民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当他听到，“我现在不会把你们当成敌人。你们借给我们房子，我感谢你们，你们是我们的朋 友”时，八木不知不觉地紧紧握住了小战士的手，“我不停地流下眼泪，这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八木深情地写道。出于对毛泽东远见卓识的敬佩和对新中国的期待，当大批日侨陆续回国时，八木决定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3年最后一批日侨回国，八木还是决心贡献于新中国的广播事业。
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日本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有意封锁有关新中国的消息。我对日广播变成了日本人民和旅日华侨了解新中国的重要渠道。八木在我国的 对日广播中留下巨大足迹。八木的中国同事回忆，老先生为人平和，工作一丝不苟， 有创意。他的文字水平高，出手快，语言生动，头脑敏锐。50年代，八木担任日语 组组长，不仅从事翻译、撰稿、编辑、制作，还担起了定稿和培训播音员的重任。 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和前驻日大使徐敦信等，当年都是在八木手下实习过的高材生。
八木主持过不少节目，他主持的系列报道“北京街道见闻”、“鉴真和尚走过的道路”、广播剧“水浒传”等，颇受日本听众的好评。八木以渊博的学识，怀着极大 的热情向日本人民传播中国文化，日本听众把节目主持人看作“中国文化的大师”。
1970年，八木夫妇由于“文革”等原因决定回国，日中友好人士安井正幸请他到《东方书店》主持出版工作。在中日关系险恶的年代，他不顾警察的跟踪和右翼分子的恐吓，工作之余，多年义务为“北京广播听众之会”编辑会报，热情向日本各界介绍中国情况，为争取更多的听众多方奔走。1973年，国际广播电台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纠正文革时期在华外籍人员受到的猜忌，热情邀请八木夫妇作为专家 重返中国。八木考虑到年龄已大，又不愿增加中国的负担而未应聘，但仍为争取更多的听众和日中友好事业不遗余力。
八木老先生年过古稀之后更加眷恋中国。因为他的子女在北京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5年前，八木先生和老伴再次来到北京，在京郊的龙城花园别墅颐养天年。说到能在北京迎庆新中国50华诞，八木先生非常激动，他向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