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互联网集团(CIG)管自己叫中国大陆与海外互联网市场中间的“架桥工”，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更像一个“翻译官”。
从今年6月举办的“中国互联网创业与风险投资大会”，到今年11月底马上将在深圳举行的“深圳2000・中国资讯科技与风险投资高峰会”，主办者中国互联网集团做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翻译官”的工作。一方面他们需要向一批在此之前从未涉足过中国市场的海外风险投资家介绍中国的创业者，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告诉国内的创业者，创业计划书应该怎么写、应该如何向一个真正的风险投资家讲述一个能让他们动心的故事。
“海外风险投资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还不多。”CIG总裁吴敏春解释他们之所以致力于把近百家风险投资商请到中国来与国内创业者面对面交流的原因时说。
一直以来，更多的人似乎更愿意相信另一个故事:成队的风险投资商正排着长队等候在国门外，随时准备把大把的美元砸到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头上。
在吴敏春看来，这个故事的版本显然含了过多的水分。吴介绍说，目前来看，在中国投资比较多的风险投资大都是与中国市场比较近的，如香港、台湾、新加坡等有亚洲背景的资金。他们投资主要还是源于文化上的认同。另一种就是风险投资的决策层有中国背景。第三种就是正在寻找国际化的风险投资，如美林、高盛、软银、英特尔等，他们希望在新一波的互联网高潮中占有地盘，属于一种战略投资。
还有一些可能是资金不够多、品牌也不够大的风险投资。他们在美国找不到好的项目，就转到了“僧多粥少”的中国市场。
而具体到风险投资的发源地美国，吴敏春说，“到中国来的比例非常小，我想应该不会超过10%。硅谷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街叫‘沙山街’，集中的全是一些非常有名的风险投资，他们不愁拿不到好的项目，几乎没有一家到中国的。”
距离太远、文化背景差异等原因似乎成了给中国互联网开出的一剂“常用药”。但作为一个有硅谷背景的华裔投资人，吴敏春认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内法制环境与会计制度建设上的缺失，给投资者带来的疑问。
比如《公司法》规定：“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厦门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一旦投资一个400万元的项目，投资总额(1575万元)便超过了净资产的50%(1500万元)。而如果不投，撇开丰厚的投资回报不说，还会影响到这一项目的进展。
这个尴尬仅是一个风险投资试图在国内投资碰到的无数问题中的一个。在吴敏春看来，现行的《公司法》对技术和无形资产入股的一些限制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至于国内的创业者，吴敏春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创业群体。“国内的创业者有几个特点：一是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二是年龄普遍比较轻，40岁以下、30岁左右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希望借助资讯产业实现自己的价值。三是非常勤奋，非常投入，为创业放弃了很多东西，而且很多人都有过公司的操作经验。”
但同时，吴认为，他们身上也有很明显的缺陷，尤其是那些没有海外背景的创业者，他们对海外市场的了解多是通过媒体或者其他第三渠道获得的，不够深入。在融资问题上，很多创业者对风险投资的运作方式、发展导向缺少了解。这是一个先天性的不足。
原来风险投资操的是另外一种“商业语言”，他们投资时需要考察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同时他们也非常关注我们的会计制度与审计制度。而我们的创业者却往往往往不懂那么早就花钱请律师、请会计师干什么。
也许正是源于这种中西方的“对话障碍”，CIG进入中国市场时即将自己定位成了一个“翻译官”。但吴敏春自己也承认，中国互联网的确需要有人居中翻译，但是仅仅靠翻译，中国市场恐怕永远也不能成熟起来。
